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

辛亥革命网 2022-04-27 09:0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 作者:侯中军 查看: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

  近代以来,传教士及教会在欧美对华政策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时人非常重视与基督教、天主教的关系,尤其是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关系。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史不仅是宗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梵建交更是其中的重要议题。多年来,学界在双方的通使历史、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厘清了晚清以来中梵建交的历史脉络。有学者尝试把一战时期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通使交涉与中国的对日外交相联系,分析了当时中国拟联合罗马教廷制衡日本的外交策略行不通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中梵建交问题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讨论的基础即建立在晚清以来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的脉络之上。学界目前已有研究注意到时任国民政府驻教廷公使馆教务咨议罗光的活动,也认识到战时中国对德意传教士的控制政策与中梵建交问题有密切关系。整体而言,在既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框架内,中梵关系所论较少。事实上在中国与英、美、苏、法、德、日、意之外,尚存在中国与教廷这一外交主线。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与轴心国家之间亦曾围绕梵蒂冈展开外交斗争。

  学界既有成果为进一步从外交史脉络探讨战时中梵建交问题提供了线索。笔者认为,讨论抗战时期的中梵建交问题,须注意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中梵建交不仅关涉中外废约问题,而且关涉中国抗战外交的大框架,以及战时盟国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鉴于既往研究对这一时期外交史范畴内的讨论仍存有空白之处,尤其是对美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讨论不足,本文将从中国抗日战争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大格局出发,探讨外交史框架内的中梵建交,冀能进一步推进战时中梵关系史的研究。

  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再议与教廷通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阴谋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寄望于国联调停,奉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军撤回关内。在东北遭受日本侵略的情形下,如何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是此时国民政府面临的急迫任务。中国各界在争取各国政府和民间舆论支持的同时,亦曾考虑争取宗教团体,尤其是天主教团体的支持。而此前两年,1929年2月11日,罗马教廷通过与意大利订立《拉特兰条约》,确立梵蒂冈城国属于教廷主权范围,教廷拥有国际事务主权。该条约的订立解决了旷日持久的罗马问题,确定了罗马城的政治归属,为教廷扩大与各国交往排除了障碍。

  中国能否争取到天主教徒的支持与天主教在华政策取向存在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前,在上海召开的天主教第一届全国教务会议曾就中日可能的冲突做过相关规定:当面临中国与他国的冲突时,“传教士应在言行方面谨慎从事,严守中立,以免为教会制造政治上的仇恨”。正是基于此种“中立”政策,1931年9月27日,当日本报界谣传在东北的美籍天主教传教士请日军保护的消息时,罗马教廷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立刻在“平津日报上发表声明,严词斥责日本”。日本在东北逐步扩大侵略之际,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致电罗马教廷:“以中国民族之名义,向圣教化皇请求在目下中日纠纷十分严重情势之际,渴望为中国主持公道,予以正义之维护。”教宗虽予中国以同情,但并未谴责日本的侵略。当国联调查团来华后,中国天主教会曾公开致函调查团,对日本所提种种侵略谬论予以驳斥,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描写太过离谱无稽”,批评日本“正是中国许多叛逆之徒不疲倦的煽动者”。可以认为,中国天主教会通过舆论表达了对日本侵略的批评态度,以及对中国受难民众的同情。

  上海市商会致函外交部指出,“当此日人黩武,宰割东北之际,倘能得一无政治色彩之有力宗教团体为我主张公道,仗义执言,虽未必遽有折冲之实效,而亦足以为精神上之声援”,表示求助天主教团体虽非外交正途,但于国家而言“有益无损”,建议由国民政府驻意大利公使兼任驻教廷使节。上海市商会的建议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国内各界的确有借助教廷的力量阻止日本侵略、收回东三省主权的讨论。梵蒂冈方面此时也释放出对华友善的信号。刚恒毅通过法文报纸公开致函国联调查团,称日本侵占东北是“设法找出一个不撤出东北的借口,以便向国联交待”;批评日本“在东北掀起‘分裂运动’,成立伪满洲国”,目的是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附庸。1933年被罗马教廷定为特别圣年,中国天主教徒与印度等国教徒组织了赴梵蒂冈朝圣团,教宗接见3名来自中国的本地主教,并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们主持了祝圣典礼。

  在中国国内天主教人士及民间团体呼吁中梵建交的同时,曾参与过一战时期与教廷通使讨论的陆征祥亦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向外交部发出呼吁。巴黎和会后,陆征祥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后于1927年10月入布鲁日本笃会圣安德肋修道院,成为修士。多年的外交历练及对天主教的认识,使得他对于中国外交和教廷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他不但始终关注日本的侵华行为,且注意到罗马教廷对华释放的友好信息,认为这是再议中梵建交的有利时机。

  1933年7月,陆征祥致函驻法公使顾维钧,历数中国自晚清以来与教廷之间的外交情形,希望国民政府考虑中梵建交。他称“五十年前,李文忠公鉴教案之难办”,曾创议清政府与罗马教廷通使;“欧战中,外交部复提出国务会议通过,嗣为法政府作梗,暂为搁置”。但是,“搁置并非停办,此点亦经法使承认在案”。陆征祥在刚入修道院时曾“重与院内修士之熟悉教廷通使条约者加以深切之研究”,均认为通使似于中国“有利无害”。当他致函时任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旧案重提”后,只是得到驻荷兰公使王广圻转来的外交部函件。函件称“经司考量之后,有以先设使而后订约者,有以先订约而后设使者,谅钱阶平兄或者接洽此节”,但自此以后陆征祥再未接到任何后续消息。尽管如此,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陆征祥并未放弃促使中梵建交的努力。

  陆征祥认为,自1929年后,罗马教廷已拥有国际事务主权,国民政府应注意到“教廷势力之日渐增盛”“法政府对教廷之软化”“教宗对我国之热诚”。他举例说明教宗的活动:“一九二六年教宗亲自祝圣(中国)主教六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8月1日教廷发来贺电,“教宗之贺电,不啻为我祖国作不平之鸣,各国报张之批评均以高抬中国过分为诮”;1933年“借由华来意朝圣之名复亲自祝圣(中国)主教三人”。陆征祥进而评价“宗座之待遇中国不但平等相待,且以优等相待,如慈父之爱子,出于至诚”。陆征祥认为,相较以往,此时中梵建交有三个优势:一是梵蒂冈已经获得正式国际法主体资格;二是教宗屡次对华表达了善意和同情;三是法国政府已经不能完全主导教廷事务。

  陆征祥还推荐上海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拜访顾维钧。朱开敏称,不但“教宗深盼与我国正式通使”,而且“在华教徒及各教士、主教亦盼望甚切”。顾维钧与朱开敏晤谈后,推荐其与驻苏大使颜惠庆、驻英公使郭泰祺协商,并致函外交部陈述与教廷通使的利害。朱开敏在伦敦拜访了颜、郭二人,皆赞成与教廷通使。此时恰逢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欧洲访问。经顾维钧引荐,宋子文在布鲁塞尔会见陆征祥。陆征祥“将前提两事简单说明”,称“事关国际条约,与教廷商订条约尤属创举,既无先例之可言,亟应以研究讨论为入手”,并建议由驻西班牙公使钱泰、驻荷兰公使金问泗二人专门研究此事,以便为未来通使做准备。对此,宋子文“虽无表示,未置是否”,但“察其神气”,似不以陆征祥“之突然提出此为冒失”。

  国民政府外交部极为重视陆征祥的提议,开始研究在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中梵建交的可能性。1934年外交部拟具《关于教廷通使问题之意见书》,详细分析了中国与教廷通使问题的历史,并结合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做出了基本判断。意见书简要追溯了中国1886年和1918年两次尝试建交的历史,指出两次未能建交皆由于法国的反对。在此基础上,意见书就中国与教廷通使的时机是否适宜、与教廷通使利害关系如何等问题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研究“教廷通使与我国条约义务之关系”;二是要“从政策上研究教廷通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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