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

1912年1月5日，王宠惠（前排右二）从孙中山（前排右三）手里接过外交部总长的委任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名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一时舆论哗然，后在孙中山的坚定支持下，王宠惠走马上任。其首要任务便是争取各国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在孙中山看来“为列邦公认”，是“民国卓立于世界”的重要标志。为此，王宠惠自不敢怠慢。但事实上，争取各国承认却面临着诸多困难。

　　争取各国承认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从国际惯例看，临时政府并不具备各国承认的条件。按国际惯例，一个新政府要得到国际承认，首要一个条件就是“有效统治原则”，即必须在本国有实际上的控制权，有效地行使政权，能行使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务。临时政府实际控制的区域极为有限，与之相反，清政府所统治的区域比其大得多。在清政府未倾覆前，仍被当时国际社会所承认。

　　其次，列强对于临时政府能否保障其权益持不信任的态度。武昌起义后，当时情势颇为紧张，日本企图以军事干涉，德国海军准备炮击革命军。帝国主义为着维护其在华的权益，都加强其在华之军事力量及部署，借以保护租界及一切权益。基于这些情况，孙中山曾分析列强对革命的态度，认为，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中国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倾向于反对革命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日本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概言之，列强中，同情革命的是少数，而反对者尤多。

　　再者，列强尽管声称保持中立，但更倾向于袁世凯。对于这一倾向，列强在临时政府建立前后并无二致。1911年11月15日，英国外交大臣葛雷在给英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中明确指出，“我们对于袁世凯极为尊敬，并怀有极其友好的情感。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能以公正地对待各外国国家，并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和由于发生革命的关系，为使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一个政府，将从我们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1912年1月12日，朱尔典在给葛雷的电文中直言不讳地谈到，如果南方革命政权与北方清政府两者谈判失败，拒绝联合，中国将陷入分裂的危险，但袁世凯拥有列强的信任。1月23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也提到，“列强驻北京代表中最关心中国事务者认为承认袁世凯政府的条件是保证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可能认为袁世凯被迫在或此或彼的程度上去迎合对上述要求提出保证”。

　　革命党人的外交政策

　　尽管客观上争取各国承认对于临时政府来说困难重重，但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王宠惠主政外交后，并没有放松主观上的努力。在外交策略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列强对革命的干涉，采取了“排满不排外”的外交政策。

　　在革命阵营与清政府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之下，作出“排满不排外”这一政策也实属无奈。对此，革命党人胡汉民、汪精卫、魏宸组、张国淦在孙中山就职后的一天晚上，四人聚在一起私下关于“废约”与“承认”的谈话中，表露了革命党人当时的心境。胡汉民提到“各国在中国既经夺取的权利，北京政府尚在继续，我们倘宣布取消，他就完全帮助北方，我们恐怕就站不住了”。外交次长的魏宸组谈到，“对于废除或修正，总须国家完全统一”。汪精卫则言之，“此次革命，只希望推倒清朝成一统一政府，合力建设，再谋对外”“老实说，我们此时没有真实力量，所以对于北方政府以及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正在于此”。

　　在“排满不排外”的方略下，王宠惠所作的第一件外交大事就是帮助孙中山拟具《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于1月5日向外发表。为唤起各国对革命的同情，在《告各友邦书》中，首先开门见山地指明了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与革命的合理性，并为取得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打消它们对以往权益、债务等方面的顾虑，《告各友邦书》承诺：1.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2.革命以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3.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4.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为此还发出呼吁“希望各国既表同情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

　　从《告各友邦书》中看到，尽管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为取得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已作出了最大努力的承诺，但列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甚至一些明言拒绝承认。1月8日，孙中山和黄兴在接见日本人士犬养毅、头山满时，得知日本明确反对中国行共和政治。犬养毅曾受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之托，向南方革命党领袖传达日本意见。内田康哉告知犬养毅：“中国行共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1月11日，孙中山在电告法国外长，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全权代表，为使中、法共和政体的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并能推进文明及发展工商业而共同努力。但法国政府不承认张翼枢的外交代表身份，对他冷落。同日，临时政府以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名义正式照会各国：已建立临时政府、选举临时总统、组织内阁，请求各国承认，但列强拒绝了这一要求。1月17日，临时政府再次呼吁，列强仍不理会。

　　王宠惠的外交努力

　　尽管列强对承认临时政府态度冷淡，或直言拒绝承认，但王宠惠并没放松努力，1月中旬接二连三地向列强致电，但列强均不给任何回答，表示静观事态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1月13日各国驻华公使团在北京开会，相约在中国统一政府未成立前，不作承认的表示。甚至在俄国官员来看，在南北对峙中，“中国目前不存在任何合法政府，属于此派或彼派的政权并无任何区别”。因而，“关于行政改变及关于更替的正式来文，暂且不要答复”。

　　在列强态度冷漠的情况下，为显示临时政府对列强权益保障的诚意，王宠惠所领导的外交部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一再致电各省都督保护好外人权益，以免引起外交纠纷。1月31日，外交部担心“停战期满，军事再兴，恐有不法之徒，乘机滋扰，害及外人生命财产”，顷奉孙中山之命，特此通电各省都督，“加以保护”。之后，又在张謇的建议下，外交部与财政部在2月3日联合通电各省都督，请他们对各省所税收盐税，“已经指抵洋债者共有若干，请查明电复”，并叮嘱“此款万勿遽行挪用，致起外交困难问题”。2月6日，王宠惠致电日本驻烟台领事，除请他们“务须严守中立”外，明确表示“所有外国人生命财产，由我民国军政府担任完全保护”，并告知“恐有不法之徒，乘机扰及外人财产，本部已屡电该管地方官，力任保护”。2月13日，孙中山、王宠惠联名通电各省，改定邮政现行办法三条，其中一条要求各省都督，对“各省现办邮务各洋员，可准其照向章办理，暂勿干预”。

　　对于上述示好举动以及王宠惠向列强的多次致电，各国并未所动，在承认问题一直不作表态。其中之因在于所谓的对华“一致行动”原则作祟。它们认为，“在当前危机中，为保护共同利益，一致行动的策略是有关各国最明智的策略”。1月31日，日本外相内田复电驻俄大使本野中信中，就谈到：“对于承认问题，应视新共和国政府之性质如何而定。对于清国当前局势，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均以维持协调为原则，故对新政府宣告承认时，势必亦将采取协同步调”。而协同步调的条件则是，“希望列强在承认时，保证使新政府方面正式确认此等权利、特权及特惠作为补偿。同时，取得该政府对中国外债的正式许诺亦有裨益”。对于日本提出的协同步调的意见，在日本的多方活动下，俄、英、法、德都表示同意，美国实际上也同意日本的意见，提出必须保护在华共同利益，列强应坚持一致行动，要求列强严守中立。

　　在列强的一致行动之下，王宠惠谋求列强承认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可谓举步维艰，成效不大。2月8日，孙中山会同王宠惠会见了美国国务院代表邓尼、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孙中山要求美国承认临时政府，但遭到拒绝。美方拒绝的理由则是：“中国是列国竞逐的对象，为外事纠纷所困扰。美国过早的承认，可能会使你们的这种外事纠纷增多。”同时，告知孙中山，所有说英语的国家虽然肯定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友善，但“他们都急欲知道中华民国的稳固性”。这里可看到，虽然美国对临时政府的态度较为友善，但言下之意是担心临时政府能否有能力保障它们的权益。

　　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覆亡。次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全国，宣布“现在清帝业已退位，民国统一”。2月15日，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标志着全国统一性政权的出现，民国完全具备了国际法承认的各项要件，因而得到各国承认也只是时间问题。反观民清南北对峙之时，尽管王宠惠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为争取各国承认民国临时政府，作出了诸多努力，但就结果而言，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