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走向世界的二位湘籍外交官

辛亥革命网 2020-07-13 14:32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赖某深 查看:

晚清时期,湖南人才辈出,即以外交官而论,除著名的曾纪泽、郭嵩焘以外,邹代钧、王之春二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晚清时期,湖南人才辈出,即以外交官而论,除著名的曾纪泽、郭嵩焘以外,邹代钧、王之春二位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邹代钧: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

邹代钧画像

  邹代钧(1854-1908),字甄白、沅帆,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出身于一个精研地理学的文化世家,受家学渊源的影响,自幼喜爱地理学,对疆域沿革、地图测绘尤为注意。他认识到地理学、地图测绘与政治、军事、经济密切相关:“切于经世之用者,莫史家地理若,要以今地为主,而钩通历来疆域战争漕运及水道迁移等事。至于测天定度、测地定位、准率成图,亦与政治、兵事、实业有最切之关系”(《邹氏地学源流记》第50页,亚新学社1946年版)。因此出国之前就已对传统的舆地之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光绪十二年(1886),刘瑞芬奉命出使英、俄两国,曾纪泽推荐邹代钧为随员同行。使团二月十二日坐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至法国马赛下船,至三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邹代钧著有《西征纪程》一书,即记沿途国家的历史、沿革、方位、气候、物产、风俗、民情、山川、海洋、岛屿、时政等。书凡四卷,有光绪二十三年湖南新学书局刊本。

  《西征纪程》的最大价值,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世界,从而使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说《西征纪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地理著作,并不为过。

  《西征纪程》介绍了西方新的地理学说。如光绪十二年三月初三日记,对珊瑚及珊瑚礁的形成是如此解释的:

  西方地理学家考两群岛石质皆珊瑚结成。其说谓珊瑚乃水中小虫所造之窠,虫小不能辨视,其体柔软。石之久沉水底销化为灰者,虫借之作窠,中留小孔自容,从孔伸出吸取食物。生长繁盛,新窠从旧窠加长,新虫生旧虫死,生长不已。成珊瑚如树形,愈长愈大,久之为泥沙填渍,则为岛。出水即不加高,以虫离水则死也。或低于水面百七八十尺处,其虫亦死,于是水中礁石亦有珊瑚所成。其岛状或正圆,或椭圆,或周他岛之四外如圈然。澳大利亚之东北太平洋中有珊瑚群岛,连属三千馀里,为最广。

  不仅通俗易懂,而且生动有趣,俨然是篇科普小品。

  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记,不仅解释了飓风的成因、规律,而且指出可以因势利导,利用飓风加快船的行驶速度:

  西人考其风信,自二月至七月为西南恒风,八月至正月为东北恒风,飓风即从而生焉。飓风者,旋风也,悍怒飚疾。行舟者若误入风之中心,即巨舰亦随之而没。惟其起有时,其行有路,旋转之势恒与太阳方向相反。西人熟知其性,辄因势用之,非但不害,且可借作顺风以增船行速率。如孟加拉海当西南恒风时,三月与六月无飓风,十月与七月各一次,五月四次,四月十次,为最多,共十六次;当东北恒风时,八月与正月无飓风,十一、十二两月各一次,十月八次,九月十一次,为最多,共二十一次。而阿剌伯海之飓风,则在三月、五月、十月、十一月。

  光绪十二年三月五日记,介绍西方地理学家关于海洋最深处和山最高处的发现成就:“西方地学家尝遍测大海,其最深处在南大西洋,当赤道南三十六度四十九分,京师偏西一百五十三度三十二分,计深四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英尺,约合中度二十五六里。考地面之山,以希玛纳雅(指喜马拉雅山)之伊菲利斯为最高,高于海面二万九千又二英尺,山海比较,山之高尚不及海之深万馀尺也”。

  《西征纪程》纠正了以往中国典籍中关于域外地理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徐继畬《瀛寰志略》说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即《元史》中的“马八尔”,努比亚即《元史》中的“俱蓝”;魏源《海国图志》则说“马八尔”即今埃及,“俱蓝”即今埃塞俄比亚。邹代钧指出两人都错了。因为《元史》记载杨庭壁前往招抚“俱蓝”,从泉州出发,海上航行三月到达锡兰,阻风乏粮,舟人劝往“马八尔国”,或许可从陆路到达“俱蓝”。而锡兰距离非洲“洋面殆万里,岂阻风乏粮所能达?”以埃及、埃塞俄比亚为“马八尔者,不辨而知其难信”。而印度马德拉斯邦有地名“马拉巴尔”,“南至锡兰仅隔海港,又与马八尔声近,则当日阻风乏粮渡此假道似为近之。由此推之,则俱蓝亦当在南印度”。邹代钧的考证和推理令人信服。

  邹代钧的地理研究,常常从军事角度出发,提出精辟见解。如关于长江防务,“近世言江防者,咸以江阴为重地。然明险则在江阴,隐险实在狼山渡与东沙耳。”他提出要在长江设置三条防线,“要之防寇之道,与其防之于堂奥之间,不如防之于门庭之外。若至江阴,则入门庭,而及堂奥矣”。他进一步提出,要加强舟山群岛的防御,倘若“舟山不守,无论甬江之藩篱尽撤,即长江之屏蔽亦空。海疆有事,舟山实为吴越重镇”。

  关于海防,他指出“凡防海之道,固重守口,而口外岛屿,尤不可忽。若平时漫不经略,视为荒秽,一旦为敌人所据,进则尽攻击之长,退则收停泊之利。大阿之柄,未免授人,似防海者所宜知也”。

  作者的地理学功底非常扎实,除旁征博引中国典籍外,书中常有“考西人古地图”“爰取法兰西人所作新图”“余尝见德意志人所作南洋群岛图”的记载,说明作者的外语水平和地图知识实属了得。

  时人评论说:“彼时吾国人至欧美,能留意学问,殆惟邹君一人”(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笔记》第3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未免有所夸大,但如在“学问”之前加上“地理、地图”限定词,则名符其实。

  邹代钧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1895年,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地理学最早组织—舆地学会,专门研究中国和世界各国地图,集资编绘中外地图。1903年他主编的《中外舆地全图》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教学地图集,该地图集已具有近代地图集的特点,也是当时我国较先进的一册世界地图集。

  邹代钧存世的地理著作有40种,其中世界地理著作26种,中国地理著作14种,堪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集大成者。除《西征纪程》外,他的《中俄界记》是根据随曾纪泽勘探中俄边界的亲身经历,加上广为搜集中外图集,融合新旧约章而写成,为1888年中俄边界谈判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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