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宠惠战时外交角色

辛亥革命网 2020-11-02 08:54 来源:团结报 作者:董清平 查看:

1937年3月,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活跃在中国外交的最前线。然而,相关研究对王宠惠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揭示不够,由此,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王宠惠(1881-1958年),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1937年3月,王宠惠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活跃在中国外交的最前线。1941年4月升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作为蒋介石重要的“外交智囊”,参与最高决策,积极策划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构建,在全面抗战时期外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相关研究对王宠惠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揭示不够,由此,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执行者

  王宠惠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为“国民党之耆老,孙中山之信徒”,是孙中山的得力外交助手。在民初处理“泗水事件”,以及华盛顿会议上颇具外交建树,特别是华盛顿会议上的不俗表现,使王宠惠名声大振。1937年3月,王宠惠接替张群出任并不令人羡慕的外交部长一职。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关系一直是国民政府最为棘手的外交事务,令数任外交部长束手无策,张群也仅干了一年两个月多而被迫卸任。王宠惠在接任这一职务之后,始终承国民政府之命行事,是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就如他在刚就任外交部长时所表示的,“吾人在政府服务,亦须本乎中央所定之方针,并须同心协力排除一切艰难,以完成国家之最高目的。本人此次出掌外交,即本斯旨,务与同仁在政府既定方针之下,以过去努力之精神,益加广大,不推诿,不敷衍,和衷共济,勇往迈进,以期完成吾人之使命焉”。

  从王宠惠的外交表现看,可谓做到了言行一致。在全面抗战起初,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国民政府抱着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幻想,一再宣称“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为此,以王宠惠为首的外交部,积极主动进行了多元外交。先是派人或亲自与日方人员进行严正交涉和积极和谈,后有寻求英、美等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同时寄希望于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进行制裁。在和谈与寻求调停无望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加紧了与苏联的谈判,8月21日,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为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出售军事装备和援助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8年3月,国民政府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了战时五条外交方针。概括起来,就是“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即“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存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并决定“多求友,少树敌”外交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王宠惠忠实地执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正如郑彦棻在《法学儒学王亮老》一文中所言:“民国二十六年,我对日抗战军兴之初,亮老出任外交部长,并一度以兼院长,蒋公因公离京,代行政院院长职务。数载之中,国际局势,纷纭幻变,肆意多变。然亮老均能本着既定的外交政策,周旋于各国之间,积极推动国际间对日本军阀的集体制裁,以争取各国予我道义援助,增强抗战力量,并致力废除各国对我国的不平等条约”。事后观之,王宠惠的这些努力取得了积极效果,为中国抗战最困苦的前四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1年4月,王宠惠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主持规划中国参与战后国际社会及法规整理等事务。

  谋求中国大国地位的有力践行者

  如果说全面抗战前期,即“苦撑待变”时期,中国孤军抵抗日本的侵略,寻求外国的援助与同情,是国民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务。那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抗战形势逐渐明朗,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便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目标。王宠惠在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之后,组建国际问题讨论会,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战后国际安全等重大问题,并为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出谋划策。

  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在王宠惠看来,不平等条约范围广泛,性质复杂,有为条约所规定者,更有因曲解条约文字而成为惯例者。然其有损我国主权,固无二致。废除不平等条约亦是孙中山的遗嘱,实为历年来国民政府之中心政策。在王宠惠主持下,国际问题讨论会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讨论。除了这种进行学理、法理的讨论外,王宠惠还力主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付诸实施。后在王宠惠等中国外交官的努力之下,美、英两国于1942年10月同时宣布放弃在华不平等特权,于1943年1月分别改订新约。在美、英的引领之下,荷兰、比利时、挪威、巴西诸国亦相继采取同样步骤。王宠惠认为,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使我国百年积耻一笔勾销,中外关系纳入常轨。中国主权重获完整,中外关系处于完全平等之地位。尽管中国当时还是弱国,但“废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法理意义,完全超越了“废约”本身,它是中国迈向大国地位的重要一步。

  其次,力争恢复台湾等失地主权。开罗会议被称为战时外交的顶峰,其标志是《开罗宣言》的发表,明确规定了在战争结束后,日本必须将东北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这为中国的领土完整提供了国际法律保障,开罗会议也正式确立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王宠惠为《开罗宣言》的起草和正式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高峰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和战后事宜。在会议中,王宠惠等人拟定起草的《关于远东之问题》节略,明确提出,日本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但在《开罗宣言草案》拟定讨论时,英国代表提出“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修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这一提法,立即引起具有王宠惠的警觉,当即提出反对意见,指出“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归还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士,皆深感困惑;故中国对此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在王宠惠的据理力争及美方代表的支持下,会议最终的讨论结果采纳了王宠惠的意见。

  再者,筹谋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构建。在国民政府的高层官员中,王宠惠是较早留意研究筹建新型的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高官之一,在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后,更是对此不遗余力。据王之珍在《怀念王亮老》一文中的记述,“亮老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任内,时常承办核议外交要案,对于战后国际组织及集体安全问题等,早就留意研究,并曾多次约集外交部长官及专家学者会商讨论,拟成方案”,其中一些方案要点,还被订入《联合国宪章》,被王之珍称之为“这可以说是我国对于联合国的独特贡献”。在此过程中,王宠惠不仅组织外交部官员和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筹建事宜,而且亲力亲为,深入研究,前后公开发表《战后之世界集体安全》《战后之世界和平机构》等文章,全面阐述和呼吁构建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思想,并出席开罗会议和旧金山制宪会议,参与谋划和见证了联合国的创建。

  战时外交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高层内部和战不定。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形势日益恶化,王宠惠对此深感焦虑,深思应对之策。7月15日,行政院谈话会上,王宠惠提出政府应尽快决定未来方针,他说:“如日本攻击29军,中央军加入作战后,中央究竟以战事为局部冲突(如九一八及一·二八时情形,抑认中日已经进入普通战争状态而宣言中日国交断绝,此点关系重大”,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军政部的注意。此后,军政部与外交部的有关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探讨的结果是,一致表示慎重强调绝交,宣战于中国不利。国民政府对此权衡利弊后,决定进入战争状态后不宣布对日断绝国交。此点可谓王宠惠在抗战初期,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决策之一。

  1937年8月,国防最高会议成立后,王宠惠一度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的常务委员身份,参与最高外交决策。1939年国防最高会议改组成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常务会议就成了战时最高决策机关,王宠惠是决策者之一。

  1944年国民政府筹备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过程中,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层就战后成立国际组织提出了多种方案,蒋介石转批王宠惠嘱其进行研讨。之后,王宠惠拟定出了题为《我方基本态度与对重要问题之立场》的方案。王宠惠在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任上的作为,也做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秘书厅,由秘书长承委员长之命综理厅务”的使命。总之,尽管说王宠惠在战时对于外交政策具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始终“承委员长之命”秉公行事罢了。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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