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美国保持中立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宣告了清朝的覆灭，同时也标志沿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晚清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虽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在当时就引起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密切关注和反应。那么，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又是如何呢？

　　“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

　　1911年10月10日，由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也即10月11日的凌晨1时和早晨8时，美国驻华代办卫理(E. T . W illiam，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当时已回美国述职，未在中国)就把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报告“今天兵变者占领了武昌”。稍后，根据武昌起义发生的情况，代办卫理又在12日午夜12时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将武昌起义定性为“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称赞“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根据在华外交官的报告，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C . K nox)于13日向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 ow ardT aft)汇报中国政局的变动时，也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认为“它本质上是一场反对清廷统治的革命”，并对革命党人保护外人予以肯定，指出“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的干涉。”

　　对于1911年12月29日南方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两种不同态度。大致说来，在香港和上海的美国外交官偏向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持肯定态度，给予积极评价。12月21日在孙中山抵达香港后，美国驻香港领事安德森(G eorg e E .A nderson)当晚就安排会面。次日，即将孙中山的革命方案和目的转告国务院，称孙中山的到来“标志着进行中的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又建议美国政府予以承认，指出“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是美国式的，无论是财政支持、革命理想、政治体制还是革命精神，都来自美国；美国应立即承认此一临时政府，以表支持。”

　　与此相反，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尤其是驻华公使嘉乐恒(W . J. Calhoun)，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持不信任态度，充满偏见，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缺乏权威性和代表性。在不了解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系以每省一票而非以参加会议代表每人一票的情况下，嘉乐恒便以参加会议的人数，说明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他在1912年1月5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在参加会议的48人中只有17名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其它的报告也证实革命党人不团结，没有获得独立省份人民的信任。

　　1月16日，嘉乐恒在写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孙中山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指出：“南方共和运动的弱点在于这场运动几乎完全在广东人的推动、支持和控制之下。孙逸仙不论其品格和能力如何，在这里都不被认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满清势力被驱逐之后，孙中山是否能够控制形势和赢得互相敌对的各种势力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怀疑的。”1月30日，嘉乐恒又在电报中希望国务院不要被香港和上海两地有关革命的报道所迷惑，表示“公使馆收到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情报不支持香港和上海对于有关革命的乐观的观点”。

　　美国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坚持奉行中立政策，一方面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同时也不接受驻华公使嘉乐恒提出的支持袁世凯继承清朝权力的建议。1月20日，国务院致电嘉乐恒，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南北两个政府的立场“将取决于相关事实和合法性的考虑，使馆对此应加以很好的考虑，并提供确定的情报”。为此，国务院于22日建议海军部指示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M urdock)尽快前往南京，考察和报告那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有关革命运动的凝聚力，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多大程度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次日，国务院又致电嘉乐恒，指示公使馆秘书丁家立(Charles D . T enney)前往南京，执行同样使命，再次强调美国政府“进一步的行动须等收到报告后再做决定”。

　　希望由袁世凯恢复秩序但不予扶植

　　袁世凯作为清廷内的一名实力派官员，一定程度上是决定辛亥革命成败的关键人物之一。对于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重新起用袁世凯，美国政府和驻华外交官的确都持欢迎态度，希望由袁恢复秩序。10月17日，国务院在向美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有关中国政局的报告中，就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看作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迹象”。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和代办卫理则称赞袁“是目前唯一有力量和品质恢复秩序的人”，认为“如果袁世凯能够掌权，并改组政府将业已独立的省份收复回来，那么清朝政府便可得救。”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嘉乐恒一再建议美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向袁世凯提供贷款支持，强调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袁世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拢住军队，谈判也将失败，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混乱”，断言“继续中立，只能鼓励混乱；有理由肯定，某种形式的干涉必将到来”。

　　然而，美国政府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并没有违背中立政策，扶植袁世凯。在接到嘉乐恒关于向袁世凯提供贷款的建议后，美国政府在11月18日的电文指示中明确反对，指出“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除了从事帮助中国满足其国际义务及执行正常的行政和警察职能外，国务院认为目前进行任何贷款都是不明智的”，并为美国同意贷款规定了以下几项原则：一、任何此类的援助都应限制在短期借款，并只能用于提供赔款资金和其它与外国有关的事情以及政府的一些急务上，不得用于战争目的；二、贷款应在中国内部各派别之间保持严格中立，必须得到各个不同政治派别代表的支持，并且应安排某种监督措施，诸如设立一名外国董事，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三、由于此类贷款主要为了保护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贷款须有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共同参与。鉴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多次声明反对外国向清政府提供借款或其它援助，美国政府规定的贷款原则，实际上排除了向袁世凯贷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