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5)

　　在中国主动调整对教廷外交的同时，罗斯福总统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出发，向中国、荷兰等国家提议尽快向教廷派遣使节。3月19日上午，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应邀会见荷兰驻美公使卢登（Alexander Loudon）时，提及中国、荷兰等国与教廷通使问题。威尔斯表示，之所以此时约见公使，“系因梵蒂冈决定接受日本派遣外交代表”，所以“总统本人希望中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能够立刻与梵蒂冈建交，以便抵消日本与罗马建立外交关系的影响”，而且“如果中荷澳三国能迅速与梵蒂冈建交，日本将被迫放弃向罗马派遣外交代表”。威尔斯表示，此事万分紧急，因为日本将很快提名其某一驻欧使节出使梵蒂冈。

　　同一天，威尔斯又约见了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称“最近日政府突与教皇商洽正式建立邦交，互换使节。总统以美国天主教徒人数甚众，此举关系太大，曾去电教皇劝阻与日通使”，教宗总体上应有意拒绝与日本建交，但不料事情“为英方不慎传出”，使得教宗“感觉难于进退”。为了补救，总统希望“由中国、荷兰及澳大利亚政府于此时应向教宗提请换使，庶使日本此举不发生影响”。在罗斯福建议的这个计划中，“中国政府的态度至为关键”。威尔斯表示，如果宋子文接受美方建议，请急电中国政府。

　　1942年3月24日，外交部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后回复称，罗斯福的意见与中国的立场不谋而合，蒋介石命令马上由宋子文“向教皇驻美代表洽办通使办法”，同时命令国民政府驻瑞士公使馆停止交涉。不过，当时谢寿康已按3月21日的命令与教廷驻瑞士公使馆开始交涉，并于31日获得可以接受国民政府建交提议的回复。4月7日，外交部次长傅秉常、条约司司长钱泰致电宋子文，称奉蒋介石电，并经与陈布雷商量，决定由宋子文在美国与教廷驻美代表接洽，“由我遣派大使”；至于大使人选，首选驻美大使魏道明，次选驻瑞士公使胡世泽，请宋子文“就近征询魏大使是否愿往。倘教廷只允我派公使，魏大使愿往时，可予大使名义待遇”，如果魏道明不同意，再“请胡世泽兄前往”。就在中方为驻教廷人选多方考虑时，日本已经与教廷正式建交。1942年4月20日，日本首任主教特使原田健赴罗马上任。在此情形下，国民政府各驻外使馆一再催促政府尽快与教廷建交。6月18日，国民政府最终决定由谢寿康出任首届驻教廷公使。至此，在反法西斯战争进行期间，中国与教廷终于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

　　出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梵最终确立了外交关系，但中国为保护本国利益，一直未与教廷签署建交通使条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订立，英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各国仿效英美，开始放弃旧约，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由于旧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失，教廷在华既有特权失去保护依据，也急需与中国订立新条约。1945年10月23日，宗座驻华全权代表蔡宁主教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申请，“以不平等条约既经废除，中国天主教各传教区已无成约可据，拟请中国政府在中国与教廷间成立协约以前颁布临时办法，保障各传教区教产”。对于蔡宁的申请，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司认为，“对于教廷订约事”，“无甚必要，即不必积极进行”，等战事结束，“梵蒂冈地位已失其在战时特殊重要性，而现行中外条约中，各国与我国所订条约多有关于传教之规定”，假如中国再与教廷订约，一旦发生教务纠纷，则教廷亦将享有保护权，不利于中方。另外，对于蔡宁要求颁布保护办法一事，内政部的意见是，各省市已经颁布外国人在华产权应行事项处理办法，不需要再另行颁布新的办法，条约司建议采纳内政部的意见。

　　梳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梵建交的历程，可以认为，中梵建交问题因日梵建交一事变得突然急迫起来。此时法国已经沦陷，原先阻碍中梵建交的因素减少一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教廷接纳日本通使一事极为关注，联合英国一起向教廷施加压力，但教廷并未改变与日本建交的计划。罗斯福建议中国立即与教廷建交，中国亦正在考虑再次向教廷提出建交。在此背景下，梵蒂冈几乎同时接受了日本和中国的建交提议。

　　结　语

　　探讨中梵建交问题有两个基本的背景需要厘清，一是晚清以来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二是近代以来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及法国的关系。第一个前提对于分析中国政府在建交问题上的关切有帮助；第二个前提对于理解中梵建交的国际关系有帮助。鸦片战争以来，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天主教在华势力发展迅速，导致晚清教案频发，客观上促使天主教成为中国近代影响政治外交的重要因素。罗马教廷虽然教众甚多，但其所在地罗马处于意大利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法国则是天主教国家的代表。自晚清以来，中梵建交问题一直是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否建交，如何建交，都关乎中国的主权和外交利益，然而其主动权并不在中国手中。中国两次建交提议均因法国的阻挠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尽可能争取外援，阻止日本逐步扩大侵华行动，陆征祥等教会人士提出中梵建交这一历史性议题，目的在于获得广大天主教国家的舆论支持。尽管有宗教界人士的呼吁，但国民政府的态度不太积极，没有实质性推动中国与梵蒂冈的建交进程。在抗战废约的大背景下，从表面看来，由于旧约的存在，中方一是顾虑天主教在华特权的强化，在与教廷建交通使一事上小心谨慎；二是顾虑在与教廷谈判建交问题时，不仅需要与教廷交涉，还需要与法国交涉，而法国则不愿中国绕过自己直接与教廷打交道。如果从此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大局思考，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中日问题必经一战方能解决，法国所能提供的军事和物资援助更为重要。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苦撑待变”，中国军民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汪伪政权建立后，出于实际外交利益的考虑，国民政府此时需要与教廷建交，防止汪伪扩大其国际活动空间。呼吁与梵蒂冈建交成为中国宗教界和外交界的共识。尽管国民政府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开始以积极态度对待建交问题，但此时的主动权仍在法国和教廷手中。

　　中梵最终得以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对日联合作战的结果。侵占东南亚后，为争取天主教支持，便于对侵占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再提与梵蒂冈建交。日梵建交对于反法西斯国家而言当然是不利的。美英等虽然批评梵蒂冈，但事实上无法阻止日本向教廷派遣大使，为抵消日梵建交的影响，中国与梵蒂冈建交成为最佳的反制措施。国民政府所准备的中梵建交至此突然加速，而中梵建交的意义也突破了双边范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轴心国的舆论和人心争夺之战。中国需要的是天主教国家及本国天主教众的支持，希望避免的是教会一直在华享有的特权。中梵虽然建交而未能缔约，即体现了此种特征。

　　经半个世纪方得以建立的中梵外交关系，体现了战时两大阵营的外交博弈。面对英美两国的批评，教廷在日梵建交时所表达的理由虽然从宗教本身看似符合其教义及宗旨，但事实上对于与日本法西斯苦战的中国并不公平，人道的中立应该建立在正义的旗帜之下。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