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梵建交问题研究(4)

辛亥革命网 2022-04-27 09:0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 作者:侯中军 查看:

中梵建交一波三折。九一八事变后,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出于对中国抗战大局的考虑,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议中梵建交。

  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认为,涂允檀所拟各条,教廷可能难以同意,各节“或为将来中国与教廷签订条约中所必须包含之条件”,但天主教士在华传教本属漫无限制,如果教廷签订此约,则主教及传教士之委派及其行动均将受到严重束缚。国际间“谣传我方欲与教廷通使而教廷拟婉拒云云,或系教廷故放空气,亦未可知”。王宠惠建议,在开始商议前,可以分两步进行,先令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向教廷探询,如果教廷有订约意向,再由驻英大使与教廷驻英代办进行商议。1941年1月9日,外交部训令驻意大使馆与教廷传信部秘书刚恒毅主教接洽。13日,驻意使馆奉命约见刚恒毅,刚恒毅称极愿与中国“订约换使,惟目前国际紧张时期,不容有何政治之表示,似宜待战事了结后再谈”。驻意大使馆认为,这虽然是刚恒毅的个人意见,但应该是代表了教宗的态度,并认为教廷不至于承认汪伪政权。外交部同意驻意大使馆的判断,认为既然教廷方面表示战事结束再来订约换使,自应留待未来再行推动。

  不过,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对德意是否承认汪伪政权心存疑虑,为避免造成不利局面,曾于1941年7月再次向政府建议与梵蒂冈互派大使。7月4日,驻德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向外交部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与教廷通使交涉的结果,称“前任教皇曾派刚恒毅部长向刘大使表示梵蒂冈希望与我互派大使,刘要求兼任,刚答向无此例,因而搁置”;此后,顾维钧在参加教皇加冕典礼时再次向教廷试探,“教皇无切实答复”。为了寻求能够与教廷建交的途径,桂永清与罗马传信大学罗光教授曾密谈两次,并向德国外交部询问教宗的意见,德国“外交部允讨论有结果后由梵蒂冈驻德大使答复”。桂永清向外交部提出,如果日美两国参战,德意必然承认汪伪政权,届时如政府在梵蒂冈设立大使,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外交部将1月初与教廷的接洽结果回复蒋介石侍从室,认为仍须等待适当时机。

  自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扩大抗日力量,尤其是防止德意对汪伪的承认,中国改变了以往在建交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转而希望与教廷建交。国民政府准备了中梵建交的条约草稿,冀望通过条约尽量避免建交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虽然此次准备较为充分,但因国际形势仍未完全明朗,教廷在建交方面并不主动,中国此次试探并未取得结果。

  三、 在美国推动下中国与教廷互派使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德意也对美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42年1月1日,中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与此前的《大西洋宪章》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中国成为美英战时盟国。不过,日本此时也表现出与教廷通使建交的意愿,导致中国与教廷建交通使的环境再次发生变化。

  1942年2月4日,马格隆约见罗斯福总统驻梵蒂冈私人代表泰勒(Myron C. Taylor)的助理蒂特曼(Harold H. Tittmann),声称教廷已经接受日本关于立刻向教廷派驻大使的提议。马格隆称,虽然日本尚未确定大使的人选,但据信很快将会选定,因为这是日方长久考虑的结果。马格隆还表示,“日本认为目前是派出驻教廷大使的合适时机”,虽然此举“出乎教廷的意料之外”,但是“教廷无法拒绝日本的建交提议”。蒂特曼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必将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对。2月9日,美国驻瑞士公使赫德尔(Huddle)向国务院报告了日本拟与教廷建交一事。得悉此消息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判断,日本此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争取广大占领区天主教徒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获得“南美各共和国”以及“某种程度上中国及菲律宾”天主教徒的支持。赫尔要求赫德尔提请梵蒂冈注意此点。

  3月3日,教宗驻华盛顿代表齐高安尼大主教(Archbishop Cicognani)派瓦格诺兹(Egidio Vagnozzi)约见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Summner Welles),向其递交了日梵建立外交关系的备忘录。威尔斯读完备忘录后指出,他个人对日梵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深感不安,并相信此种不安情绪同样存在于部分美国民众以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民众之中。威尔斯认为,当日本正对其侵略下的文明世界的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之际,当日军正在菲律宾亵渎天主教堂和迫害天主教徒时,当日本军阀宣布其目的在于将白种人赶出东方之际,教廷竟然历史性地第一次宣布接受日本派遣的外交代表,就他本人而言,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选择。瓦格诺兹认同威尔斯的判断,亦表示日梵建交“将对美国民众的心态产生灾难性的不良影响”,但梵蒂冈同意日本建交请求系因“驻东京教宗代表以及中国日本占领区教会领袖所求”,如果不能应日本建交所请,将会有上万名日本天主教徒和中国的天主教徒遭到屠杀。

  罗马教廷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梳理了日本政府尝试与教廷通使的历史:早在1922年,日本政府就曾提议派遣外交代表至梵蒂冈,教宗当时考虑到日本国内天主教徒的利益,批准了该提议,但最终由于日本佛教徒的反对未能实现。日本政府此后一直没有放弃与教廷通使的计划,尽管国内佛教徒反对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在多种场合表示将向教廷派使。1939年8月,日本再次提出通使建议。对于日梵建交,教廷强调无法拒绝日本通使建议的历史原因和日方的主动态度,美方则强调日本法西斯在其占领区所犯下的罪行,并担心因此影响教宗声誉。

  3月6日晚,齐安高尼大主教约见威尔斯,表示已经收到美方对于日梵建交问题的意见。齐安高尼说,他已起草致教廷的电报,“电报用语强硬、激烈,与威尔斯所表达的美方态度完全一致”。威尔斯表示,他刚与罗斯福总统讨论过该问题。罗斯福要求威尔斯转告大主教,称其本人看到日梵准备建交的报告后,感到难以置信;尽管总统信任教宗,也了解教宗的观点、政策及信念,但仍难以接受“梵蒂冈将接纳一位来自日本的大使”这一事实。齐安高尼表示很高兴能收到罗斯福总统本人的消息,将立刻以急电呈报教宗,他本人也“对教廷接纳日本派遣大使一事的理由感到困惑”。

  蒂特曼与英国驻梵蒂冈公使奥斯本(D. G. Osborne)进行了交流,将美方的态度转达给英方。奥斯本认为,梵蒂冈接受日本大使常驻罗马,主要是为了维持置身战争之外的一种微妙平衡,而“伦敦方面的流行观点是,接受日本派遣大使是教宗在纳粹压力下屈服的又一例证”。奥斯本认为,日本此举并非受到德国指使,种种证据表明,这只不过是日本的单独行动。蒂特曼指出,据他从教廷得到的解释,可以总结为“鉴于天主教自身所具有的普世性,教廷对所有国家都具有和平使命,深怀良善意愿,因此很难关闭个别国家试图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所以“教皇不太可能拒绝日本的请求”。尽管梵蒂冈国务卿马格隆并未讲过类似的话,但通过与其进行的数次交谈,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使是苏联要求与教廷建交,教皇也不会不表示欢迎。”奥斯本认为,“针对日本与教廷建交的提议,可以与之对应的是促使中国与教廷建交,虽然现实情形下中国与教廷建交几乎不会产生效果。”威尔斯将罗斯福总统对于日梵建交的意见转告齐安高尼后,又于3月10日通知赫德尔,要求其将总统的意见转告梵蒂冈。

  面对罗斯福总统的质问,教廷于3月13日正式向美国递交备忘录,解释接受日本派遣大使一事。备忘录尤其强调了教廷1939年对日梵建交的讨论。备忘录指出,“当下的日本,威权日盛,其重新提出建交提议后,教廷不可能做出与以往态度相反的提议”。教廷担心“一旦拒绝日本提议,将被视为违反政治中立的立场”。备忘录强调,梵蒂冈外交使团常驻处于交战状态的国家,但并未因此“弱化教廷严格中立的立场”,“反而强化了这一立场”。备忘录还以一战爆发后英国于1914年向教廷派遣外交代表一事为例,称“当时教皇接受了英国的外交代表,却并未因此被质疑违反中立地位”。备忘录强调的是,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世界各国都可以向梵蒂冈派驻外交代表。这些代表的派遣并不需要教宗单独批准或认可;相应地,教宗接受这些外交代表,也不能被解释为支持处于冲突中的某一国家或某一集团。

  备忘录亦从现实角度承认,由于“在远东地区拥有巨大的利益”,为维护这些利益,教廷“有权利和义务采取各种可以利用的方式”。在当前形势下,教宗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彻底放弃远东地区的教会利益;二是通过合法手段继续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来保护这些利益。教宗虽已经将对日本政府建交要求的答复以秘密方式通报英美两国,但没想到英国路透社竟然通过瑞士媒体公开向教廷抗议其接受日本通使一事。备忘录认为,正因为英国的这一公开抗议,教宗对日本通使问题无论在态度上作何改变,都会被视为支持某一方。教宗希望美国朝野能够充分理解教廷接受日本通使的举动。如果需要,可“让美国大众和政府了解,教廷接受日本派使是基于真相、正义、和平而采取的措施”。

  此时,国民政府已经从外界得悉日梵将互派外交代表的消息,也注意到了英美的反应。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一份签呈中报告:“据报载,敌方拟派遣外交代表驻教廷,英美以其中显有阴谋,并作严正表示,而教廷似与敌已有承诺。”郭泰祺认为,教廷既然已经同意日方要求,为防被其利用,“似宜乘机再提通使之议,以资抵制”。他建议由国民政府驻瑞士公使馆代办谢寿康向教廷接洽。3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驻瑞士公使馆称,教廷已答应日本互派使节的请求,原先中梵不宜通使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请向教廷驻瑞士使馆提议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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