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及影响

　　1840年起，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关于斗争的主要方式，人们注意比较多的是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相关一些方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对于其他努力方式，比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应该怎样看待、怎样评价，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了。本文拟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探讨教育救国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对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试作分析。

　　近代教育发展历程及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19世纪60年代初，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清政府中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改革派发起“自强”新政，倡导改革，中国开始走向近代化。洋务运动初期，改革派是以进行军事工业方面的建设为先导的。同时，他们非常可贵地意识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洋务派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这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是近代新教育的起点。创办学堂的同时，洋务派也注意翻译西学著作。据夏东元先生所著《洋务运动史》记载，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在约40年里共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和教材150多种，颇有影响；京师同文馆初期也组织翻译了西方法律、外交、算学等方面的著作几十部。这些对于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经历了30余年，其自强努力虽然取得相当成效，但是中国却未能避免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受惨重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仍是许多人关注的热点话题。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呼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认为这是拯救民族危机，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梁启超认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一些官员也中肯地指出教育的重要作用。1895年7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认为：“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同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认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仅十余年，灿然大备。”

　　这一时期，由于教育的重要性得到更多认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一个高潮： 1895年，在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提议下，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后来的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1897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该学堂是1896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办的）。同年，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设立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与此同时，康有为等改良派还通过办学堂、建学会、办报刊、译西书等方式启发民众，宣传变法救亡，形成较大声势。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旨准颁布的新政中不少是关于文化教育改革的，如废八股改试策论、改革科举制、设立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新式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允许开办报馆等。可见，甲午战后几年中文化教育改革的势头不错。然而很可惜，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场变革不幸夭折，中国近代化的努力遭受了严重挫折。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时，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略的空前浩劫和灾难，蒙受了巨大损失。灾难之后，国人救亡图存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一时期，一些官员成为教育救国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行者。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书认为：“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会奏请废科举，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能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才，化民成俗，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胥基于此。”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教育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01年9月，清政府下兴学诏：“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此后几年中，仅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京师大学堂重新正式开办外，江苏、山东、浙江、山西、湖北、江西、陕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直隶、甘肃、广东等省相继设立大学堂。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又制定并正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制定系统的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05年9月，清政府终于下令废除科举制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1905年12月，清政府中央设立学部，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随后各省设提学使司，各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以加强对教育事业的管理。此外，清政府在扩大派遣留学、兴办师范学堂、兴办女学、统编教材、实行强制教育等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此时已临近末日，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以及同时进行的“预备立宪”的政治改革，被一些学者称作“最后的变革”。不管清政府出于何种目的，其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是应该承认和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