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教育纪事]夏令营“较量”背后的时代反思(3)

　　从讨论到实践，不在空谈在行动

　　除了社会媒体的讨论，教育界的讨论也是轰轰烈烈。整个讨论走向呈现三大趋势，即由讨论具体事实到讨论教育思想，由分析问题原因到采取务实对策，由教育界呼吁到社会各界联合行动。

　　讨论之外，当时不少地方也组织了磨炼孩子意志的远足活动。比如，山东滨州120个少年走向黄河口；山西“少年远征队”进发太行山；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小学生北极村冬令营”，10个孩子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茫茫雪原上负重前行……

　　不少学校也从对身体素质的反思延伸到对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

　　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课堂外丰富的社会实践，自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否则孩子们很难全面发展。可是，突破口是什么呢？

　　孙云晓的文章，让当时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金初眼睛一亮。“有了孙云晓文章这个案例，就更好剖析了。”李金初说。

　　“孩子在广阔的天地里，失去了课堂上的那一点优势，孩子们的生存能力、对自然的适应能力，都让人担心。”李金初对孙云晓文中提到的中国孩子的表现，并不吃惊。因为他对当时的教育环境非常熟悉。

　　当时是怎样的教育环境？李金初是这样回忆的：

　　首先是教育空间的封闭性，把孩子们关在一所学校，关在一个或者几个教室里，培养的空间很狭小，孩子们失去了与社会、与自然的接触。“今天不能走出校门，接触自然，未来能很好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吗？”这是李金初当时考虑的问题。

　　其次是教育内容上的狭窄。只关注学科，而忽视了活动课程。只关注考点，孩子们就天天学那些“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知识，生活知识很少”，这也造成了孩子们很难适应生活，很难在更宽广的知识中适应。

　　再其次是培养目标的机械性。当时的培养目标，多是“三好学生”，李金初当时就想：“为什么只能是‘三好’？”应该发展的优秀品质有很多。李金初并不赞成过分集中地集体培养，“当时是标准化的工业生产：集体加工、工业化的管理，按照同一个模式塑造学生。”

　　最后是教育方法的保守。在李金初的记忆中，做教师的，多半是两种管理方式，“警察式管理”和“保姆式管理”。前者讲究纪律、安全、规范和服从，后者注重的是无微不至，“确实充满了对孩子们的爱，但是什么都包办、代替，也使孩子丧失了很多能力。”

　　从教育者的角度，李金初对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好，孙云晓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李金初也以此为由，提出了自己考虑良久的改革：开设综合活动课。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门课与应试教育的区别。1993年9月，十一学校组建了3个实验班，开设综合活动课，采用学科+活动，理论+实践的方式，改革过于单一的课程结构，注重过程体验，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集体的研究型课程的过程。

　　“当时的应试教育需要改革，孙云晓的文章分析了当时存在的教育弊端，是‘先声’。”李金初说。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

　　《夏令营中的较量》为什么能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效，刚刚过上好日子的人们，为什么马上又陷入了忧国忧民的担忧？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1993年的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向前推进。太平盛世是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人们对上世纪90年代的评价。上世纪90年代也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成长的年代，在太平盛世的大背景下，独生子女的父母，大多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在本该是温馨浪漫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备尝社会动荡之苦。改革开放之后，日子好了，特别希望在自己孩子身上得到某种精神补偿。这一代的家长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想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不希望孩子哪怕在最低程度上重复自己的经历。

　　“中国这么大，这么发展不平衡，内忧外患，将来还得有一批有脊梁骨的人，能够肩负起民族希望的人。可是，中国的脊梁骨绝不是风花雪月能培养出来的。”当时的国家教委专职委员林炎志曾在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而同时，由于“文革”中把知识批得一钱不值，并对劳动赋予了惩罚性质。在后来批“左”的时候，一些人把艰苦奋斗等精神也当作“左”的东西否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开始弥补曾经忽视的智育，但由于多种原因，考试、分数、升学指挥了一切，又把品格、意志、毅力、情感等非智力因素冲淡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过度的开门办学，到回到课堂后的封闭办学，应试教育非常严重。“学习集中在考试科目上，考试科目又集中在考点上，虽然孩子们的知识记忆、解题能力不差，但是很难走入社会。”李金初回忆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太平盛世也要高唱慷慨悲歌，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孙云晓也是这样的观点。从1972年就开始做教师的他，也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孙云晓看来，女儿身上有一些不容忽视的弱点，“比如胆小、很少劳动、依赖性强”，而且孙云晓发现“教育起来非常困难”，在采访夏令营的带队教师、小营员的过程中，孙云晓发现女儿的弱点，在这一代独生子女中有一定的共性。揭露教育隐患成了孙云晓的初衷。

　　除了人们对太平盛世的隐忧，夏令营发生的时间也比较特殊。

　　“夏令营的时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但当时的普通民众对日本的感情，又非常微妙。”陈锐军说。这一点，关萌萌也深有体会，在草原夏令营中，孩子们需要向当地牧民借水，“日本孩子一般都借不到水，老乡不借，都是我们借了水，给日本孩子带回来。”

　　“1992年的时候，孩子们基本上没有走出过国门，在国际活动中非常被动，我们的组织经验也不丰富，夏令营中基本上都是日方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没有主动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相关项目负责同志回忆说。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突然理解了别人走得更快，这也是文章当时会引起轰动的原因之一。”何平平这样分析。

　　12岁的关萌萌也感受到了这种差距：“我们第一次见到专业的背包，第一次见到帐篷，第一次见到不漏水的专用水壶，见到日本孩子往水里放药片净化水，我们都傻了。”一直呆在北京，觉得北京发展非常不错的关萌萌，在夏令营结束后回访日本时，同样被日本当时的发展所震惊：“大巴上还有厕所！新干线好快啊！”刚刚打开国门的我们突然发现被自己称为“小日本”的国家，竟然发展得这么快。在当时，这是不少中国人难以接受的。

　　“《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大讨论，在于它拨动了一根弦，当时大家对中国的教育，都有一种感觉，觉得有问题，但是找不到突破口，潜在地积聚了很多能量。正好《夏令营中的较量》给了大家一个爆发的突破口。”陈锐军说，“这篇稿子融合了对教育欠缺的思考，融合了对下一代的关心，也还有两个东亚民族之间的竞争，两个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也就是说，它包含了对教育本身、近现代史以及一点点政治的因素，如果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引不起全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