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2)
辛亥革命网 2010-06-04 00:00 来源：西祠胡同 作者：杨东平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国教育的面貌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上半叶和下半叶，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教育现代化的脉络依然相连。
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杜威思想显而易见。此后，梅贻琦在清华大学、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在北京大学，按照美国大学模式进行的建设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早在三四十年代，对新教育“食洋不化”的批评就一直存在，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的新式教育，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少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子仍热衷于舞文弄墨，学校教育的内在精神、价值尚未更新，它被面向民众的教育家陶行知激烈抨击为是培养小姐、少爷、“高级废物”的教育。
在源自西方的制度化的新教育逐渐扩大的同时，活跃一时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西学资源的本土化、中国教育的民族化所作出的可贵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共同纲领》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照苏联模式重建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50年代对一种外来文化移植、复制的彻底性，也许是十分罕见的，为研究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案例。80年代的第二次西学东渐，教育界重新传播西方思想学术，虽然也重温了从夸美纽斯到杜威的西方经典，传入了赞可夫、布鲁姆等当代国外的教育文化，但在精神的深度和传播的广度上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与50年代凯洛夫教育学的风靡全国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学校教育中真正取得实效的，似乎偏于工具性、技术性的方面，典型如标准化考试，电化教学等。它与教育自身人文传统逐渐式微、工具理性日益扩张的过程是相吻合的。时至今日，中国面向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意味着摆脱高度集权、具有浓重技术主义色彩的“苏联模式”的束缚。我们虽然提出了“中国特色”的要求，但它的内涵和目标却仍待充实和廓清。如何恰当地处置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教育文化，今天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更为基本的文化困境：五四时期就曾提出的文化重建——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任务，至今尚未真正实现，仍需我们在新世纪的努力。
每一个时期的教育，都建立在此前教育变革的基础之上，需确立对“前朝遗产”、“晚近传统”继承或扬弃、改造的不同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国的教育改革的实践，也成为新的变革的重要资源。1949年月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于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很鲜明地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来源。虽然此后实际的教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方针执行。1957年6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过去教育改革中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对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没有作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事实上，解放区的教育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教育。建国后教育的政治属性，如政治工作制度、政治教育、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等等，都是直接来自解放区教育的。另外，如大学生实行免费、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等，也是解放区教育制度的延续。比较重要的偏差是对“旧教育”的态度。典型的一例，是新中国迄今为止唯一正式颁布的新学制——1951年学制。该新学制改变了源自美国模式的小学六年、分初高两级的做法，认为损害了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改为实行五年一贯制；但很快就由于缺乏可行性于1953年停止实行。时至今日，我国实行的“6-3-3-4”单轨学制，仍是二十年代建立、学习美国学制的产物。由此不难看到“传统”的巨大力量。
但是，除了基本学制而外，我们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教育这一“晚近的传统”的继承，就乏善可陈了。50年代初重建教育时，全部取消所有民办、私立教育，取消了社会的教育空间，中断了社会办学的传统，由国家垄断和包办教育，今天看来，令人倍觉遗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左”的错误路线对教育的戕害是极为深刻的。在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化、人格养成之时，它与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相结合，并且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逐渐抽取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内涵和价值，使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知识之教、技艺之学，使学校名正言顺地成为培养标准化工具的教育工厂。对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教育而言，它接收和需要处理的重要“遗产”，需要作出认真的评价和回应的，主要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文革时期的教育、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和教育思想等等，这一理性认识的深度和高度，决定着我们在新时期出发的坐标。由于历史的局限，七十年代末教育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与社会各界相比，是不够深入的，是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当时仅仅在是否需要教育和知识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在什么样的教育是更好的、如何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和改革教育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上，并未建立新思维，而采取“回到五十年代”的简单态度。这是教育界与经济界和社会其它各界最大的不同之处和差距所在，也是教育严重滞后于社会变革、被责为“计划体制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