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百年传承：记孙中山与中国大学
辛亥革命网 2013-11-21 00:00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刘苏 查看：
孙中山一生重视教育，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少缓”，主张“立学校以育人才”。北京是孙中山的一个重要纪念地。中山公园、铁狮子胡同、湖广会馆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为世人所知。然而，在北京有一个既与孙中山有关，也和孙中山重视教育有关的地方，长期以来却鲜有人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大学。
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孙中山倡导创办中国大学
关于孙中山与中国大学的关系，据《中国大学概览》等记载：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孙逸仙先生暨总董马邻翼先生所倡办”。马邻翼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参事、次长、代部长、安徽教育厅长、直隶教育厅长、北京蒙藏学校校长、华北学院院长等职。直到1938年去世前，始终担任中国大学董事、总董、兼代总董等职。马邻翼先生一直在北方办教育，与孙中山先生难得有谋面的机会。因此，孙中山与马先生商议创办中国大学的时间，很可能是他自己在1912年来京期间，二人共同商议的。
关于孙中山倡导创办中国大学的原因，中国大学校友在1942年编印的《中国大学校友录》中曾这样记述：“在当年总理与党国诸先进为要从事革命的建设新中国，不得不首先造就多量的建国新人才，所以民国开始的那一年，就创设我们的学校，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寄托给我们的校友。”
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专从事扩展教育，振兴实业”，于当年8月下旬到北京。他在北京教育界欢迎会的演辞中说：“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而转移，”“从此研究文明学问，铲去野蛮学问，使我国之道德日高一日，则我国之价值亦日高一日。价值日高，则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而瓜分之说，自消灭于无形也。”
1912年冬，经校董事会推定，由宋教仁组织，校董彭允彝、姚憾、吴瑞、毕惠康等为筹备员，选定北京前门西大街（旧称前门内西城根或顺城街、现北京第二十九中学校址）13号、正阳门城楼西侧的愿学堂为校舍（该址原为清末一义塾，1906年改设公立愿学堂）。学校初名为“国民大学”，定于1913年春开学。
国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原定宋教仁先生。“洎民国肇造，唐绍仪组阁时，先生任农林总长，斯时京中之党务完全为先生所主持，反对袁氏所主张之总统制甚力。唐阁既倒，先生亦去职，以言论鼓吹在野党人，并联合黄克强先生等，以造就革命人才之宏旨，创办国民大学——即今之我校——自任校长一职，推彭允彝、袁家谱、姚憾等十二人为筹备员。”然而，尚未看到开学之盛况，宋教仁即被暗杀，校董会遂推黄兴为第二任校长。
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举行开校大典。因黄兴时在上海，由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
中国大学决定以公办的标准培养中国青年，发展中国教育。同时宣布要与当时官办的京师大学“立于反对地位”，不以京师大学培养“两院一堂”（指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式的官僚为目标，而是要将其办成培养“模范国民”的民主共和建设人才的基地。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把国民大学看成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而加以摧残，在下令解散国民党后，又下令停发国民大学的经费补助。1914年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6年11月5日，校长黄兴在上海病逝，中国公学大学部特辍课一日，下半旗三日，全体职员学生袖缠黑纱三日，以志哀。12月18日，校长姚憾率领全体学生，列队至中央公园追悼前校长黄兴先生、前校董蔡锷先生。1917年3月5日，上海中国公学停办，北京中国公学改名为“中国大学”。4月，姚憾校长将黄兴手书原校名“国民大学”四字摄影，存作纪念，并撰写了说明词：“此即本校旧额也。校乃黄克强、宋渔父两君与诸同志于民国二年所创，初名国民大学。中经种种危险困难以有今日，前后学子都千七百余人。校名再更，精神犹昔。”1925年，中国大学迁到位于西单北大街大木仓胡同25号的郑亲王府（现教育部办公地点）新校址。
1924年底，中国大学校董孙中山先生抱病到京，中国大学学生邀请孙总理、孙夫人和汪精卫到校讲演。中山先生特派汪精卫到校训勉，以“国民党的继承者”相期许。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中国大学定于十三日停课一日，并下半旗设奠追悼，以志哀忱。3月18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停中央公园。中国大学再停课一日，并于上午九时，率全体同学同往吊送。3月27日，中国大学全体学生齐集中央公园，恭祭孙中山。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停西山，中国大学全体师生整队送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