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广州教育
辛亥革命网 2012-06-08 00:00 来源：广州文史 作者：曹思彬 林维熊 张至 查看：
1898年戊戌变法后一段时期，是我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又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飞跃。在1898年至1911年这十三年里，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起着剧烈变革。广东是有名的革命策源地，接受外来思想较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后，广州的文化教育有较大变动，现分别简述如下。
万木草堂与康、梁教育思想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十八岁起受业于名儒朱九江，后到香港，开始接触了西方文化。他为了宣传变法，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在今中山四路南面）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人材，积聚力量，为后来戊戌变法做好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起初学生不多，仅十余人。著名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梁朝杰、曹泰、徐勤、麦孟华、韩铭基等，对戊戌变法的宣传、赞助和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启超后在回忆录中写到万木草堂的情况时说：“吾侪初侍先生于长兴里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志气堪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向晦则燕见，先生始则问答，继则广谈，德之遂及道术，先生大乐，所以课之者益丰。”康有为的讲学，已有别于学海堂、菊坡精舍以及其他书院，即不纯是学术的研究探讨，而带有明显的改革现状的政治作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秘不示人，但在讲学中已宣传了他的政治主张。梁启超看过老师的手稿，第一次见《大同书》时就一再叉手赞叹说：“伟大哉！伟大哉！”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提道：“后此万木草堂学徒，多言大同书矣。”
康有为的讲学宗旨，据梁启超说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和梁启超在北京“公车上书”之后，翌年一月第二次在万木草堂讲学，写成的《孔子改制考》，是建立维新理论的重要著作，还写有《长兴学记》，是广东教育史上的文献。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教育方面有他的学说和主张。他反对洋务派舍本逐末的做法，提出了“知本”的主张。他在《变法通议》中说：“将卒不由学校，能知兵乎？”“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能尽利乎？”“商办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他提出废科举的主张，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材；人材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他强调教育、办学、人材的重要。他和老师康有为在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了下列主张：
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分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旧用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级考试定为策论、时务、四书五经三场，以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为主，不能凭楷书好坏为取舍标准，在规定考试外，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材。
二、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旧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民间祠庙，不在规定范围之内的，一律改为学堂，下令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和医科等专门学堂。
三、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凡王公贵族能留心时务、有志上进的，分别派往外国游历，增长见识，各省挑选学生分送日本大学堂、中学堂及矿务学堂学习。
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各省士民著作新书、创新法、制成新器，合于实用的，均给奖赏或量才授实职。新产品，在规定年限内，准许本人专利售卖。
五、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以上引自《戊戌变法》一书）
康梁的改革教育的这些主张，得到光绪帝的赞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纪事本末》述及：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下定国是之诏；五月五日，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十五日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开办经费、常年用款，由户部拨给；十六日，诏兴农学，命各省学堂翻译外洋农学专书；二十二日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十一日命各督抚就各省在籍绅士，选择品学兼优之人，派管各省中小学堂；七月初三日，废朝考之制；二十四日，命设立医学堂，归大学堂兼辖；二十六日，命于已开通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学院；二十七日，令各省教职改为中小学堂。这些都是几千年来我国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戊戌维新虽然命短——“百日维新”，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后来的辛亥革命，在解放人们的思想这方面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