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7)
辛亥革命网 2024-10-16 08:15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朱佳木 查看:
2. 社会救济与扶贫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除了进行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的斗争外,对发生在身边的群众困难一向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新中国刚成立时,人民政府面对生产萎缩、物价飞涨等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抽出人力、物力、财力,拨出粮食、物资、药品,安置因为受灾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并组织开展各类互助互济活动。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反失业政策,对于除少数战犯、特务等劣迹严重分子之外的旧政权人员,一律实行“包下来”、给予工作和生活出路的政策;把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纳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的八项重要工作之中。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党和政府对农村孤寡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实行了“五保”政策(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只要了解到基层实际困难,党和政府总是在第一时间调运救济粮,抽调医务人员和免费药品救治病人,妥善安置灾民、流民。面对地震、泥石流、瘟疫和水旱灾害,党和政府也是第一时间派出军队、医疗队深入灾区抢险救灾。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逐渐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迈进。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下设扶贫办公室,将扶贫工作转入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形成贫困地区、贫困户的自我能力积累和发展开发式扶贫为主的路子。2010年,按提高后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人。2011年,国家再次大幅度提高扶贫标准,贫困人口扩大到1.28亿人。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力量发起脱贫攻坚战,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总体框架,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基金1.6万亿元,发放扶贫小额信贷7100多亿元;东部9省市还向扶贫协作地区投入财政援助和社会帮扶资金约1005亿元,企业也投资1万多亿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到2020年底,剩下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有效缩减了世界贫困人口规模。
3. 扫黑除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扫除旧社会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党和政府对长期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地痞、帮会把头、流氓恶棍给予了严厉打击,使全国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生产和生活秩序井然有序,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改革开放后,由于“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加上对外开放后国外腐朽生活方式的涌入,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集团、重大盗窃、拐卖人口、强迫和引诱妇女卖淫等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在党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迅速行动,发动和依靠群众,深入调查和侦查,开展了一场严打斗争,遏制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也对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新时代,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逐渐暴露出一批黑恶社会组织及其“保护伞”。对此,广大群众早已深恶痛绝。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18年初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着,为了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的作风整顿,提高执法水平,确保社会治安的稳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于2020年决定在全国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推动解决了一批顽瘴痼疾,清理了一批害群之马,进一步巩固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二)一度出现曲折后又回到了正确道路上
1. 医疗卫生工作
旧中国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民不聊生、缺医少药,致使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疟疾、麻风、梅毒等各种传染病四处泛滥,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当作重大政治任务来做,尤其面对美国的细菌战威胁,更是发动了一场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讲究卫生,清除垃圾。同时,积极组建医疗卫生机构,培训医疗卫生人员,建设三级医疗保健网络。面对老鼠、苍蝇、蚊子等传染源的危害,全国又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此外,还开展了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流行千年的血吸虫病基本被消灭。
改革开放前,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等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广大农村地区推广了集体和农民个人集资分担医疗费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文革”时期,在毛泽东提倡下,进一步推广了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农村卫生人员的“赤脚医生”经验,使他们成为合作医疗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从而为这一制度提供了人员保障,大大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工作也实行了体制改革。对公立医院采取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的办法,实行中央、地方、部门办并举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扩大医院自主权,实行院、所、站长负责制,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允许专职医疗卫生人员从事有偿业余服务,收费拉开档次。同时,支持个体开业行医。对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后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出现“网破人散”的局面。根据1985年的调查,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降至5%,1989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自费医疗再次成为农村主导地位的医疗形式。20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采取了解决农村卫生技术人才缺乏和相应报酬问题的措施,并积极推行了基本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党的卫生工作好传统,进一步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差,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人民健康作为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任务,把“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作为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方针。针对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服务体系碎片化等问题,党和政府明确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和服务升级的五个重点任务,即分级设置各类公立医院,大力发展社会办医,科学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强化功能布局与分工协作,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首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分流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并充分肯定了福建省三明市旨在斩断药品和医院间的利益链条、堵住“以药养医”老路、控制滥用药物而采取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组建县乡村、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的总医院,推进医保“打包支付”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收付费的改革路子。通过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至2019年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就超过了13.5亿人,财政对医保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得以进一步整合,全民医保体系得以进一步健全;同时,基本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得以减轻,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得以整治,人民健康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及人均预期寿命等衡量人民健康的三大指标,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2. 教育事业
教育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在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子女基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导致80%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要求中小学广泛招收工农子女,并开设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补习班和技术培训班,同时,开展全国性的扫盲运动,人民群众的识字率、受教育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为了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那一时期还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形成了高等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在“大跃进”时期,一方面,各地兴办了大量业余小学、中学和各类技术夜校;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大面积扩大招生;同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师生长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相应减少课堂教学和基础理论学习。“文革”爆发后,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文革”后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但文科高校基本停办,使1978年的大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仅为0.4%。不过,由于推行普及中小学教育的战略,大抓农村地区学龄期少年儿童的入学率,使1976年的在校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比1965年分别增加了29.1%、4.4倍和10.3倍,为我国2000年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