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10)
辛亥革命网 2024-10-16 08:15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朱佳木 查看: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指引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改革的原则,对就业、社保、住房、医疗、生育、育儿、养老等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的问题,从力所能及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尽力而为的规定。
《决定》指出,在就业方面,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推进户籍、用人、档案等服务改革,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在住房方面,要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在医疗方面,要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在生育和育儿方面,要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在养老方面,要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改善对孤寡、残障失能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服务,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也都是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呼应。只要人民群众看到了这些改革的成效,必将增强改革的获得感,从而增强对改革的亲近感,更加关心改革、支持改革,使改革开放事业得以持续不断向前发展。
在生态领域,注意保护资源、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并初步形成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系统
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它必然为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顾及环境污染;同时,必然会为延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提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刺激社会“过度消费”,从而造成自然资源更严重的浪费,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失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觉醒,先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注意保护本国的资源和环境,但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把资源与生态危机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不仅大肆掠夺那里的资源,而且向其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倾倒各种有毒垃圾,把污染扩大到整个地球。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刚刚开始,工业污染问题还不显著,但党和政府面对中国自然禀赋不足、灾害频发等问题,从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例如,毛泽东号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进入20世纪70年代,鉴于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中建立的工厂陆续投产,工业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党和政府开始从防止污染的角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72年6月,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周恩来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审议通过了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明确规定工业要合理布局,在城镇上风向和水源上游、城市居民稠密区内不准设立有害环境的工厂,已经设立的要改造,少数危害严重的要迁移,逐步完成城市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时处理工业废渣、废水、废气,减少噪声,加强对土壤、植物的保护和对水域、海域的管理,开展环境监测,并且制定了工业“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排放标准,提出了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原则,从而结束了治理污染无章可循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建设重新成为党的工作重点的同时,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79年6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致信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和秘书长姚依林,提出经济建设要尽早注意水资源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要求“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1982年,国家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植物,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等内容,写入了《宪法》。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198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通过了长期的环境保护规划纲要,提出谁污染谁防治、排污收费等原则,制定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等制度。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法律法规。此后,国务院又针对乡镇企业在造纸、电镀、纺织印染、生产建材和化工原料,土法炼硫和炼焦等过程中造成的大量工业废渣、废气、废水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使问题逐步得到缓解。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强调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要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就要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他强调:“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位,“绿色”被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一个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中国特色中的一大特色,“污染防治”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中的一战,“美丽”被作为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五个前置词之一。
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的生态文明思想,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并组建了把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职责相统一的生态环境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实施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健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构建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和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搭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加大了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强化各类自然保护区建设,积极应对外来物种的入侵,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全方位做好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督查,推进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型。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在出席联合国75届大会时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
经过接续不断的生态环境治理,尤其2015年开始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国生态环境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改观。通过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4%,我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2024年上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8.8%。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坚决实施固体废物“零进口”。另外,成功打造了国家公园的典范——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水质均保持在Ⅰ—Ⅱ级,生态保护红线涵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键区域,绝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碳排放至2020年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在能耗强度方面,中国2020年比2011年下降28.7%,成为全球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2005年与2020年相比,能源消费量中的煤炭占比由72.4%下降为56.8%,而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则由7.4%提高至15.9%。截至2020年底,中国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产量均居全球第一,出口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大大降低了全球新能源的使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还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00多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1万公顷,新增和修复湿地面积为近70万公顷,使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与其他各种社会相比,时间毕竟不长;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更是前无古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探索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走了一些弯路。然而,通过回顾和梳理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75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探索,在方向上态度上始终都是明确而坚定、积极而认真的。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能救中国,更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曾明确指出:7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5年,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部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是,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14亿团结一心、斗志昂扬的中国人民,有75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和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经受住任何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考验,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本文为2024年7月20日作者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届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史理论论坛上的主旨报告,发表时略有修改;原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