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5)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案及宣言》（1923年8月25日刊）、《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1924年4月11日刊行）等印刷品为证据，指责“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希从速处分”。企图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限制共产党人的行动。

　　继张继、谢持之后，“检举”、“弹劾”共产党的风气在各地蔓延，北京、上海、澳门都有人提出类似弹劾案，要求开除“跨党”分子，取消共产党，制裁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弹劾”之风，令两党关系陷入紧张。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认为对此事应有表示态度之宣言，并呈请孙中山决定。7月7日，国民党发表党务宣言，声明容纳共产党人的原则。宣言中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多有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动派得借此而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社会群众之莫明真相者，更觉无所适从，减少其对革命运动之同情及赞助。此种情状，若不亟事矫正及补救，恐直接影响于党务之进行者，亦间接影响于全民革命之发展，关系实至深且巨。”“本党即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

　　8月15至23日，国民党中央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重点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19日的会议上，张继列举案中所列事实，说明共产党派在国民党中从事党团活动，“革命党人应有自尊之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主张“以分立为要”。委员覃振支持张继立场，主张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同时，须在组织上确定，凡关于第三国际及本党共产派之一切任务，均由本委员会为中心，以期共济，“庶几成为有实力有系统之进行”。中共党员瞿秋白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身份，针对“弹劾案”中最核心的中共党团问题，进行了辩解。他说所谓党团作用，即加入本党的党员、团员一致行动。既准跨党，党外有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且既为之派，则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等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纪律治之，否则只有取决于跨党之决议。若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8月21日，全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两个决议案，前者决定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与国民党有关的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后者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党章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在自然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的政治组织，既如此，则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故本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符合于国民党政纲，而不问其他。”

　　孙中山在会议结束前最后发言，在说明容共政策有时势之需要后，对张继进行了批评、劝导，说：“希望你让我试一试这个既定政策，如果失败了，再请你来主持党务，如何？”张继当场抗辩说：“请遵总理之命，从明天起，我自动停止党权，暂时不问党务，以免总理增加困扰。”“弹劾案”风波自此暂告平息。

　　汪精卫后来也向报界谈及孙中山与张继争辩的情况：“总理谓李大钊加入本党，系张继介绍；当时张继明知李大钊为共产党，反以介绍，及今日何以反对？张继遂向总理引咎，请辞去监察委员职务，总理谓，此次会议，纯为告诫，不处罚一人，故辞职可不必。”

　　四、孙中山极力维持国共合作的原因

　　在国共合作的进程中，波折不断。一方面，孙中山对国民党右派阻挠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进行过尖锐批评，如他曾对极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对于反对改组最为激烈的冯自由，孙中山甚至开除了他的党籍。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共产党员由衷地佩服，甚至与其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如李大钊。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倚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同时，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和形象，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他曾对马林愤怒地表示:“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他还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透过孙中山的这些矛盾表态，我们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极力维持与苏俄、中共的这种合作关系，有着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他自身的周密考量。

　　其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的事业深陷困境，在向列强各国求助遭拒后，他决定师从苏俄，联合苏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俄可以给予他财力、武器、军事政治顾问等方面的援助。而联俄首先就要联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中国代表了共产国际、列宁、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苏俄政府代表，他们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意思。联共是联俄的具体表现，只有联共才能取得苏俄的信任和支持。苏俄在人力与物力上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促使国民党加快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联共”更多的是为了“联俄”，换言之，倘若没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达成的有关中俄两党合作的一致意见，国共两党是否能达成合作将是一个未知数。

　　其二，通过接触观察，孙中山认识到年轻的共产党虽然人数少，但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这些都是改造精神涣散、缺少活力的国民党所迫切需要的。只有吸收共产党人，将工农力量充实到自己的力量中，才能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当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后，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孙回答说，国民党可比作是一个就要死的人，国共两党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国民党的血液的流动。对此有学者解释到：在革命事业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的革命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特别是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上海各区分部执行委员石克士等对共产党持异议者，称：“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

　　其三，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的领袖地位，令孙中山对自己的革命理论和权威地位高度自信，对自己的党也有高度自信，认为一切革命力量都应归于国民党的麾下。孙中山向来自信地把自己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是先知先觉者，他的为数不多的长期追随其左右的亲密战友是后知后觉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则是不知不觉者，要等着他这个“革命圣人”去开导、去引领。孙中山认为“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革命的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中国共产党“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发出致全党同志书，勉励党员精诚团结，勿再非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事。强调：“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俱在，复按可知。”“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为了消除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孙中山曾多次做解释说明工作，如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的第二天，他就专门发表民生主义的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

　　其四，与孙中山对党的功能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像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

　　国共第一次合作没有有效的合作机制。共产党方面靠组织纪律和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压力等因素来维持这一合作，国民党方面则是主要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来推行。所以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各种反共活动接连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基础并不十分牢固的策略性合作。

　　（李振武，《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