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2)

　　讨论时，张国焘、蔡和森反对马林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加入无异是混合，会丧失独立性，主张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可推孙中山为主席。除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广大工人农民以壮大自己力量。陈独秀也反对马林主张，但当马林说明这是共产国际既定决策后，他表示只有孙中山取消加入国民党须打指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才能加入进去。李大钊支持马林，认为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不易实行，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他向与会人员解释，说明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加入国民党可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既定政策，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会议未以文字而以谅解形式，原则确定接受共产国际提议。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对马林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会议前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拜访了陈炯明兵变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9月，陈、李等加入了国民党。

　　中共西湖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加入国民党，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和作的序幕。它标志着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政策上的又一次变更，意义重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程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它包括一切，如在国民革命之外去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脆弱的，至少5年内中国不会有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共产党，而国民党却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内集合了中国优秀分子，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按民主方式改组等条件，应老老实实，服从纪律，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会丧失独立性，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及工人运动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后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认为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独立的运动，而不能成为国民党领导的职工运动，不能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大会通过的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因目前“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最后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组织，从事经济及政治的争斗。”

　　在共产国际推动、督促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正式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中共曾有过三次非常重要的政策性转变，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中共一大提出的排斥其他一切政党团体到中共二大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第二次是从中共二大提出的“党外联合”到西湖会议勉强接受“党内合作”的转变，第三次是从西湖会议提出的少数党员（不包括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到中共三大确立的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转变。经过前后三次政策的转变之后，中共在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上逐步形成较为正确、积极的观点，并将其运用到实践当中，及时纠正一些工作上的偏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贡献了重要力量。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很快就克服内部纷争，走上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道路了呢？

　　一是由于当时中共刚刚成立，自身力量和社会影响确实还十分弱小，不足以独自承担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必须寻找联合力量。中共召开一大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二大时有195名，三大时也只有420名，因而在数量和规模上，中国共产党是无法与同时期的国民党是相比的。1923年2月，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1922年1月开始的工人运动高潮很快低落下去。“二七”惨案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革命任务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难以完成的，“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工人阶级应赶快“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中共开始酝酿同社会上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二是共产国际的督促、指导、甚至是命令。中共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且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什么热衷于促成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呢？主要是因为新生的苏俄政权在实施“东方战略”以谋求突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困境的过程中，认为中共力量太过弱小，不能成为其在中国可以依靠的强大盟友，这一点可以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共的评议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中清晰地观察出来。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直认为中共势力太弱小，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列宁也曾称赞国民党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指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为此，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则更明确地指出：“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苏俄、共产国际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思想和干部等各个方面的帮助，而且在指导、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达成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三是孙中山晚年在民主革命道路上的不懈探索以及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令中共对他领导下的国民党持更多正面的看法。如中共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 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当1922年1月由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民族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列宁询问中共代表张国焘中共是否可以和国民党合作，张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问题，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