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4)

辛亥革命网 2022-04-25 09:19 来源:团结杂志 作者:李振武 查看: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合作推动了双方实力的壮大,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孙中山从被动到主动向苏俄靠拢,有一段犹豫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正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于低谷时期。生存环境的突然恶化,是孙中山转向“联俄”的主因。可以说孙中山“联俄”,既是为现实困境所迫而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应对策略,同时又是他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思想认识日渐升华的结果。

  三、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及孙中山等的应对

  在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策略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一些党内同志的阻挠和非议。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对苏俄支持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攻击共产党替国民党起草政纲,阴谋瓦解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改组。他们攻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并将其写进宣言,制为政纲,宣示世界,如此“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上书中还说:“我党对于军阀之攻击,只限定于曹锟、吴佩孚。今陈独秀替我党立宣言,则连及于张作霖、段祺瑞,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故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藉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党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12月3日,孙中山在呈文上批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对于联俄的原因,孙中山解释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对于邓泽如等人提到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批评的言词,孙中山解释说:“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谕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正常的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在彼此承认对方独立性的前提下,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彼此间既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应享有相应的权益。但从孙中山的此番批语中,却只能明显地看出,孙中山的“容共”是有条件的,即共产党要“与吾党一致动作”,“服从吾党”,这显然不是两个政党间的正常、平等的合作关系。

  为了打消党内同志对“联俄”“容共”策略的疑虑,孙中山力图从解释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方面着手。1924年1月21日,他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做民生主义的说明时说:“本党多数同志对此重要主义,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故本总理对于此主义,必须再行剖解,庶几本党同志因此主义发生之误会、怀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国民党。”“本党全体同志现在思想可分两种:一属于老同志,一属于新同志。老同志为稳健思想,新同志为猛进思想;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其实过与不及之两种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义之真谛。”“本总理前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后,俄人对之,便极力称赞国民党新主张之三民主义,故彼党遂悉心研究三民主义,认定救国大计,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为国民党。本党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碍[疑]。盖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对于此事,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本总理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盖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

  1924年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开议《中国国民党章程(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第二次修正案,广州代表方瑞麟发言,略谓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 “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一条文。此案明显是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事,用意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加入则须脱离共产党。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跨党形式,应明文规定禁止。由此引起激烈争论。

  共产党员、审查委员李大钊对对方的发言逐一进行了辩驳。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政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又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第三)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 ,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而且“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最后,李大钊郑重声明:“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

  李大钊的发言,态度诚恳,言之有理、有据,博得大多数代表同情、赞成,主席团成员叶楚伧、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先后发言支持李大钊。廖仲恺即谓:本席反对方君提案,吾人要问我党是不是国民党,是否有主义、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的,不是来拖累我们的。胡汉民说:大家的议论,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最后付表决:“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大多数举手赞成,通过。

  国民党一大不久,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数十人集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准备了警告书,警告李大钊不得“攘窃国民党党统”。警告书尚未发出,廖仲恺、李大钊、鲍罗廷等已向孙中山指名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称他们不守党员纪律挑拨国共感情。孙中山召集四人到大本营讯问,严厉斥责他们反对改组国民党、扶助农工与实施联俄联共的三大革命政策。据冯自由忆述:“2月16日之夜,弟等奉召赴大本营时,公且声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等语。”冯自由等人其后被迫写书面检讨进呈孙中山,孙中山阅后于3月1日致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同志,刘成禺、冯自由、徐和清、谢英伯四人之解释,本总理已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总理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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