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3)

　　二、孙中山对与苏俄合作态度的变化

　　联共就要先联俄，联俄是国民党与中共能实现联合的前提。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确立联俄的政策，有一个转变立场、统一思想的过程。这其中孙中山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

　　在苏俄最初与孙中山接触时，孙中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有积极回应。1920年11月间，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面，这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当面接触。在谈到怎样才能把“中国南方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时，孙中山表示虽然想与苏俄联系，但抱怨广州所处位置难以实行，只建议在海参崴或满洲设置大功率无线电台与广州联系。次年12月，马林应邀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明确表示，在北伐胜利之前与苏俄建立联系会招致列强干涉，待北伐取得胜利后，他会提议与苏俄建立公开联盟。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心态表露明显。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却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马林的翻译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922年4月，达林在广州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表示香港就在旁边，如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必将采取行动反他，待北伐军占领汉口时，再谈承认苏俄、与苏俄结成联盟问题。

　　1922年6月，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发生后，孙中山离粤赴沪，9月18日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言：“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数。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陈炯明兵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以往长期的革命生涯里，孙中山一直寄希望于能从列强那里得到支持，但一直未能如愿，尤其是当兵变事件发生后，英国不但援助陈炯明，还以白鹅潭是通商口岸和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要求支持孙中山的舰队驶离白鹅潭，要孙中山离粤。美国政府口头答应支援孙中山，实则支持陈炯明。真正支持孙中山的，只有苏俄政府。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在孙中山被困在广州军舰上时，即通过孙中山密友陈友仁转达慰问之意，祝愿他斗争成功。离行时，又转告孙中山“尽管有此次令人惋惜的事件，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深信不疑”。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又说：“倘我不得赴苏俄，……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列强的绝情和苏俄的热情，令处于事业低谷的孙中山加快了向苏俄靠拢的脚步。

　　孙中山到上海后，1922年8月，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特使越飞立即派马林代表他携函与孙中山会晤，秘密商讨以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的问题。

　　就这样，在苏俄的主动联络下，孙中山转变了思想观念，由幻想英美支持，转而联俄。在与英国记者阿瑟·索兰姆的谈话中，孙中山沉痛地描述了他的转变过程与处境：“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它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在这种处境和心情支配下，孙中山与越飞建立了联系，进行了秘密谈判。

　　8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与林伯渠一起会见了刚到上海不久的孙中山。李痛陈时局之险恶，表示愿与孙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孙对李极为钦佩，希望他能加入国民党。经过李大钊、陈独秀、马林等与孙中山交谈，孙中山充分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和作。当李大钊坦率告诉他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9月4日，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一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1月，苏联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见。经过几次谈判，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发表，表明孙中山开始消除对美英等国的幻想，把注意力转到依靠苏俄。随着联俄方针的确定，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促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因素、背景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陈炯明的叛变。陈的背叛是对孙中山的一次沉重打击。该事件让他认识到，国民党仅靠主义、道义及本人声望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原则是不够的，必须健全组织，严密纪律。必须努力宣传，使国人和党员明了主义。必须有一支真正为主义奋斗的党军。

　　再则，苏俄革命的成功，强有力地吸引着孙中山，他决心以俄为师，改造国民党。“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当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时，苏俄政府的代表达林、越飞等，向他伸出同情、支持、援助之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公开谴责了陈炯明，在道义上支持孙中山，而且发表文章帮助他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使之找到正确方向。从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国民党的不足，决心改组。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的持续13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人以上。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以沉重打击。这一形势使孙中山看到工人力量，影响他从依靠军阀打军阀，转变为依靠民众进行国民革命。他决心改组国民党，向民众敞开党门，吸收新生力量，扩大党的势力。

　　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对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改组国民党的过程及原因有明确的记述：“陈炯明叛变，总理蒙难广州，北伐之师折回受挫，总理于八月十四日偕同志抵上海，筹划革命大计，审察当时国际之局势，本党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间苏俄代表越飞亦派员来沪晋谒，商讨中俄新关系，遂下改组本党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