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

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

　　中国文化史研究是一条蜿蜒的长流。它发端于20世纪初年，蓬勃于其后30年，1949年后沉寂一时，20世纪80年代重又复兴，至今绵延不绝。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不断开拓新领域，提出新创见，锐意精进，学术影响力弥深弥远。

　　一、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开拓创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继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它广泛涉及传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中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双重价值。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或系统意义上是一种反映、说明和维系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思想体系，因此，它势必抗拒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推进；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必然对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并提出建立一种积极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价值体系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只能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点上，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源头活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汲取智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蓬勃兴起。而每一次讨论都必然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展示出不断更新的思路，得出新鲜的结论。由于所有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的回溯，都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流变中寻求根源，因此，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必然推动沉寂已久的文化史研究的兴起。

　　文化史研究的振兴不仅是因应时代对理论的需要，也是历史学科回归人文科学的必然趋势。中国旧史学“详于政治而略于文化”，这一传统于20世纪上半叶在梁启超“新史学”的号召下得到反拨。但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间，由于在国家指导思想上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把阶级分析以外的所有研究方法统统归结为历史唯心主义加以鞭挞，历史研究被简单化、教条化，文化史研究被冷落。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前苏联。1980年，苏联学者鲍戈留博娃在《文化与文明》一文中指出：“‘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情况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的概念，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好像被推到了次要地位。这仅就下述事实即可为证：在很久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根本没有研究文化和文明的问题。”[1]（P131-132）中国与前苏联在文化研究问题上的失误，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共通的思维方式和理论特色。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文视野的不断扩展和澄清，缺少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日益显示出“跛足”的缺陷，这种状况既不符合人类文明史的真实历史进程，又与各门学科综合化、一体化的世界性大趋势相悖。一旦学术研究的尊严得到尊重，文化环境走向宽松，文化史研究的崛起势所必然。

　　正是在此学术大转关的历史时刻，冯天瑜和时代同步，开启了他的文化史研究之旅。在1983-1990年间，冯天瑜相继出版了《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成果不可谓不丰厚。

　　《上古神话纵横谈》篇幅虽不大，但有特殊魅力。该书的最大特色是以文化史的视角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上古神话加以诠释。中国神话学源远流长，其开创者是茅盾、闻一多诸先生，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不同研究纵队，“有的研究上古神话，有的研究少数民族神话，有的研究神话学史，有的着重于文学的研究，有的着重于民俗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有的着重于比较神话学的研究”[2]（P100-102）。冯天瑜另辟蹊径，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上古神话进行剖析，发掘出上古神话的社会文化内涵。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指出该书的文化史意义时说：“天瑜同志是学历史的，从这本书可以见到作为一个史学者的他在书中所下的工夫。他处处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神话，正如我上次读了他《古代神话断想》论文复信所说，‘神话基于现实，从神话可以看到古代的史影，大作用充分的材料和事实，将这两点阐述尽致’，此书也有这样一个特色。尤其是下篇中‘器用文物创造的神话’一段，可以说就是一部古代文化史的缩影在神话上的反映，写得最为精采有力，将本书这样一个特色发挥得最是充足。”[3]（P8）

　　《明清文化史散论》与《中国文化史断想》是两本论文集，收入了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论文。“其中既有宏观鸟瞰，也有个案考究”，但无论哪种视角，“多围绕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一中心展开”[4]（PII）。正是这两本论文集呈现了冯天瑜关于文化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文化的概念及其演变” “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及其在历史科学中的地位” “汉族文化的类型及其分期”等等。在后来的文化史研究中，这些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展开，其视野则越来越扩展，思考更益深化。

　　《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出版于1986年，全书分为“溯源篇”和“鸟瞰篇”。“溯源篇”着意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思考，它试图说明古文化和现代人是什么关系，古文化这条壮阔的大江是如何“接纳细川、汇聚众流”的，古文明这株参天大树是植根在怎样的土壤之中的，中国古文化之独特风格及其属性和格局又是怎样的等问题。“鸟瞰篇”偏重于对中国古文化的历史评述，它依与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把语言文字、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视为一个递进的阶梯，并根据这一考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子系统作鸟瞰式的检阅，并从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中，去窥探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轨迹”。该书出版后，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书评《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意义——读〈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文章开篇指出：“关于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已经‘热’了好几年了，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比较系统的著作尚不多见。概念上的歧异、研究范围的广泛和研究基础的薄弱等原因所致，大概在短时期还难得有较多的专门著作问世。冯天瑜和周积明合著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一书，或许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枝迎春花吧。”[5]时为该书责编的王建辉则称：《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堪称一部文化史纲”[6]。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冯天瑜将他对文化史基本问题的关注，延展到文化生成机制。正如瞿林东和王建辉所指出的：“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奥秘》在‘溯源篇’里论述的几个问题，即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中国文化的‘土壤分析’、农业—宗法社会养育出来的中国文化（一个以伦理意识为中心的系统）等，在理论的探索上有格外值得重视的地方。”[5]“作者将民族文化的社会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三个层次统统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这较之近代以来对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分析无疑推进了一大步。”[6]在冯天瑜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中，《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是从《中国文化史散论》到《中华文化史》的过渡形态。由此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就是《中华文化史》。

　　1990年，《中华文化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中，曾经出现过通史型文化史著作的出版高峰，其中以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1932年）、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5年）较有影响。然而，1949年后，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沉寂，文化通史再无踪影。《中华文化史》出版后，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改变。该书上承柳诒徵、陈登原等前辈学者文化通史的学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文化通史。全书扣住各个时段文化历史的个性，展示了中华文化从“人猿相揖别”的原始社会到蜕变新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历程。其写作风格既富于理论色彩又不艰涩；文笔清新明快又不乏精辟议论，出版后大受欢迎，一印再印，迄今为止，该书已出版了五个版本，不仅获得中国图书奖一等奖，而且成为许多高校文化史研究与教学的必读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