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盛事：概说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20世纪初年，华夏大地相继发生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件大事相隔十年发生，其范畴相同而性质各异。因为其民主革命的范畴相同，两者间有着承传和接续的联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前提与序曲，中国共产党诞生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必然，辛亥革命加速了共产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的成长、革命干部的培养，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又因为其新旧革命的性质不同，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辛亥革命的成果，汲取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又领导中国人民推动革命继续前行，从而超越了辛亥革命，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民主共和和民族复兴。正如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指出的：“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的新篇章。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由是，辛亥革命的成就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推动民主政治，掀起思想解放

　　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神授”“君为臣纲”观念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治，中华民国的最大成就，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人人讲平等，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使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大解放，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探索强国兴邦打开了新的视野。列宁在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以“东方的觉醒”作高度概括。尽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倒行逆施，终归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思想觉醒，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辛亥革命的胜利，扩大了国人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接受度和容纳度，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孕育提供了土壤和环境。如金冲及教授所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民主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否定及对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全国报纸的数量也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促进了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相辅相成者，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流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与各种思潮奔涌而至一起传了进来，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先驱于痛感失望和迷茫之时，积极寻找探索民主共和国的新路。其时国际国内局势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推助民族经济，壮大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并在同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发展。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都参与了各地军政机构，担任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获得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通过所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法令放开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利于促成民族资本发展。加之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新设厂矿379家，年均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年均1430万元，年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早期产业工人，以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为主，另外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比较少，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艰辛和苦难，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辛亥革命时，不少地区的工人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计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罢工就达130次，规模也扩大了。其中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