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5)

　　四、历史文化语义学：概念史研究的新领域

　　19世纪中叶以降，大量的外来词汇、术语、概念被翻译到汉语世界。在往昔的历史研究中，这一文化现象虽然引起学者们注意，但其分析往往局限于外来文化影响层面。

　　20世纪后半期始，语言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主要表现之一即是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的兴起和盛行。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把概念本身的演化视为历史发展的一个指标器、推动历史变化的一个因素，“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藉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20]（P8）。

　　21世纪以来，在西方概念史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离开了近代传入与生成的新词汇、术语、概念，就无法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史。一部分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方法一是译介概念史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而尝试构建与近代中国历史情境相契合的概念史研究路径；二是对近代中国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知识考古”，试图厘清其演变过程及其社会政治语境，进而对近代知识体系之建构有所发明[21]（P92-100）。为此，冯天瑜和方维规、孙江、李宏图、金观涛、刘青峰、黄兴涛、陈建华、桑兵、章清等学者从思想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不同路径出发，结合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对中国“近代新名词”进行研究，形成了既密切关联、又各具特色的不同研究风格和路数。

　　冯天瑜较早就对于“概念”问题殊为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中华文化史》上篇，关于“文化”一词有长篇考释，并兼及“文明”；又在该篇第四章第三节“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中指出：“时下通用的‘封建制度’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辨析的概念，因为它的含义既大异于古来惯称的‘封建’，也颇不同于西方史学界常用的‘封建制度’。”[22]（P22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探讨封建概念古今演绎、中外对接间得失的较早文字。继之，冯天瑜又发表了《厘清概念——以“封建”、“形而上学”为例》《“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等探讨术语生成、演化问题的专文。后文以及日本狭间直树教授论“民主、共和”的文章、陈建华的《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开辟了从关键词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路径。

　　2004年，冯天瑜出版了《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该书从做资料长编到撰写完毕，前后长达五年。在导论中，他开篇即引用德国哲学家杜勒鲁奇之语：“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接着，他引述赛义德的“跨文化旅行”理论，“这种‘旅行’分为四阶段：一、出发点，在那里思想得以降生或进入话语；二、通过各种语境压力，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从而获得新的重要性；三、在那里遇到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使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四、被接纳（或吸收）的思想，由新的用法及其在新的时空位置所改变”；并指出，考察的近代术语，在从原产地（欧美）、中介地（中国或日本）到受容地（日本或中国）的漫长周游中，也经历着类似赛义德所说的“思想及语言旅行”的几个阶段，在中介地和受容地遭遇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获得“新的重要性”和“新的用法”，成为汉字文化圈词汇的新成员，故被近代中国人称之“新学语”（简称“新语”）。“这些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曾参与其间。故追溯汉字新语的源流，将展开中—西—日文化互动的壮阔图景。而通过这种寻流讨源，汉字新语的文化内蕴将徐徐呈现，中国近代文化的某些本质内蕴将得以彰显。”该书“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重点又放在16世纪以降，更详细展开于19、20世纪之交”，尤其对产生于清季民初的新生术语在近代语境中的生成、发展、变迁加以厘清考辩，着力开掘语义变化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同年，冯天瑜受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邀请，主持“关于近代东亚熟语概念生成的综合研究”研讨班。会上，冯天瑜强调要“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近代诸概念的生成、演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23]（P1）。正是在这一时期，冯天瑜经反复酝酿，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概念。通常而言，概念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语义学”相标榜，关注概念的延续、变化和革新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着重考察词语、概念、文本与社会政治情景之间的关系[21]（P93）。冯天瑜将“历史语义学”改造为“历史文化语义学”，是要强调文化分析的要素。“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蕴。只有当某一术语或概念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时，才有可能被纳入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它所关注的是一些关键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术语和概念，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涵义。”[24]察其本意，是欲将“概念史”纳入文化史研究范畴，为“概念”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哲思。

　　2006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的《“封建”考论》，这是冯天瑜在“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一部堪称为经典的重磅之作。

　　“封建”一词，国人耳熟能详。惟人们习焉未察，今日的“封建”概念自20世纪以来内涵发生异化，而其含义之变迁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长卷。冯天瑜“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对“封建”概念之演变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考辩，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土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由于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的封建制相近，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是此说的力推者，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称，“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还将“废封建、立郡县”的秦始皇称为“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这种说法，是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30年代还仅是一家之言，学界很少回应。至延安整风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立为干部必读书和述史经典，中国的历史进程纳入该简明教程规定的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且在时段划分上也必须与西欧史对应。自1949年以降，正式颁发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宣系统皆沿袭此说。“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概念普被国中[25][26]。这是一部极为复杂曲折的“封建”概念演变史。在厘清“泛化封建”概念的来龙去脉后，冯天瑜明晰指出：“经过多年的考析，我确信，‘泛化封建’观是不能成立的。单从概念演绎史的角度说，它至少有‘三不合’：（一）不合本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二）不合西义（Feudalism意为采邑，又译封地，意谓采取其地赋税）；（三）不合马克思的本义。”[27]（P35）“‘泛化封建’的确立，实际上是教条主义的结果。”[27]（P37）基于对“封建”概念的名实考论，冯天瑜指出：周制与秦制，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如果以“制名以指实”作为命名标准，则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为“皇权时代”[25]。

　　关于“封建”概念的名实讨论，并非从冯天瑜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谷城、王亚南、胡适、瞿同祖、钱穆、张荫麟、雷海宗、李剑农、费孝通、梁漱溟等学者就曾对泛化封建观提出质疑，贡献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侯外庐甚至称，封建误读，导致“语乱天下”[28]（P3）。但是，只是到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封建”一词异化的过程才得到全面的清理，其变迁过程的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才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掘。李根蟠虽然不同意冯天瑜关于“封建”概念的意见，但却也称：“批评秦以后封建社会说的文章多矣；而此书堪称集大成之作。”[29]（P24）方维规也评论说：“拨乱者，非自冯氏起；而冯氏拨乱，气势过人。”[27]（P147）

　　方维规所称“冯氏拨乱，气势过人”绝非虚言。《“封建”考论》视野极其恢弘，全书在中西日互动的架构上旁征博引、纵横古今。方维规指出，“此书日本‘封建’概念史部分，汇总东西洋考，兼及中西交汇；分则可视为一部精巧的日本‘封建’概念史，将其镶嵌于古今中国‘封建论’，合为一部充满动感的概念发展生成史”，“书中除专章阐述欧洲‘封建’术语外，不管是在日本部分还是中国部分（不包括中国传统的封建论），对欧洲‘封建’概念的关照总是或明或暗地体现于全篇论述之中，因此，《考论》也是对西方各种封建论的一次大的检阅。这样，我们又看到了概念史跨文化研究的成功尝试”[27]（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