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5)

　　复次，民粹主义思潮。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明显受到了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作者明确指出：“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以‘去矣，与人民为伍！’为标的，游说全国，革命风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欧西各国，盛主张工会主义，以团结劳力之民，推为社会革命之急务。百十志士，身入工场矿山，以传布主义，诚伟观也。继今以往，中国欲革命成功，亦非设工会不可。但与其从新建设，何如就其所已有之会党而改良之。倘得千百同志，投身会党之中，持简单之无政府共产，易其简单之反清复明，以自由联合之义，变其所谓正龙头副龙头阶级之制，彼辈亦必乐从。”文章的题目“去矣，与会党为伍！”就是“效昔日俄人之口吻” [66]喊出的。不过，民粹主义对知识界人士的影响主要在斗争策略，而非革命目标。当时革命党人“到会党去”、“到军队中去”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痕迹。

　　最后，欧洲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当时革命党人对欧洲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曾予以极大关注。《民报》曾先后刊登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和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鸣和陈振飞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其中除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涉及“平民”一段话不知出于何处外，其他都与《共产党宣言》有关，均译自日本平民社的刊物。此外，部分革命党人还主动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如宋教会在即将译完《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时，曾致函日本社会党本部机关平民社，“询问其有无《平民新闻》及《直言报》，并言欲与之交换《民报》云云。”[67]刘师培则干脆组织起“社会主义讲习会”，请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前来发表演讲。因此，东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产生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专门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一辨析。有人认为，平民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一回事，译为英文均为populism。换句话说，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属于民粹主义范畴，或者说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意识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但并不等同于民粹主义，更非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原因如下：第一，根据英国保罗·塔格特的说法，“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的定义了。”因此，他在《民粹主义》一书中将探讨的内容归纳为六个核心问题：“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缺乏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映”；“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68]且不说无法定义的民粹主义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而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概念就像一顶用橡皮筋织成的帽子，可以随意扣在任何人头上。即以其提出的六个问题而言，除章太炎、刘师培等极数人外[69]，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大多数知识界人士并不反对代议制，反而对代议制表现出从未有的热衷；知识界真正反思、批评甚至反对代议制是在1916年以后，一战以后达到高潮。第一条便不适用，遑论其他！第二，从当时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的政治观点看，既有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也有革命党人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章太炎、刘师培，还有一些政治态度不完全明确的留日学生，用“民粹主义者”一词，很难涵盖这些人士。第三，从其思想谱系看，当时的平民意识，如前所述，主要是中国传统平民意识的延续，同时受到过近代东西方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用民粹主义一语，也很难涵盖这一复杂的思想倾向。第四，自戊戌以来，中国社会曾出现一个权力下移的过程，五四前后达到高潮，以后逐渐左倾化，到十年“文革”时期走向极端。这一过程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平民政治、平民经济、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不同走向。用民粹主义一语更无法概括近代中国社会这一发展趋势和发展过程。因此，将中国近代史上的平民主义等同于民粹主义，不仅是武断的，也是肤浅的。我宁愿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是介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另一股社会思潮，它受到过民粹主义的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民粹色彩，但其本身并不就是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仅仅是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特点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平民意识的特点之二是“反智论”倾向。余英时曾经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要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他还将“反智论”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二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70]坦率地讲，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多少都带有一些“反智”倾向，其中以余英时所说的第二种，即“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最为明显。吴贯因在表达其平民意识的过程中，就对“阀阅”阶级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歧视。诚然，自春秋战国以来，由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土地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以及私学的兴起，在中国未能形成一个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加之政权的频繁的更迭，靠功勋获得特权“阀阅”阶级也朝不保夕，但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平民阶级接受教育的机会毕竟要小于“阀阅”阶级。同样，《绅士为平民之公敌》一文的作者对绅士阶级的敌视，特别是对留学生的丑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描绘，但从本质上讲，也带有“反智论”色彩。或许可以说，平民意识与“反智论”似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伴而生。凡平民意识浓厚的时代，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种“反智论”倾向。

　　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平民意识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就主观方面讲，他们是真诚的平民主义者，为了解除民众的痛苦，为了把广大平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他们不仅在武昌起义前采取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而且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就客观方面讲，由于此次革命没有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更没有解决人民的参政权问题，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辛亥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实现平民化，反倒造就了一批新贵。当时黄远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矣。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矣。盖恣睢无道，惨酷不仁，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滑、豪强雄杰，此其品类不同，阶级亦异，然其享全国最高之奉，极其饮食男女之乐则一也。此等极乐世界中人，统计全国，最大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矣。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轸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何则？以其为奴隶而非平民也。读者疑吾言乎？革命以来，吾清洁高尚之国民，以爱国之热诚，奔走于义师之下，此所谓人心革命，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顾国体既定，则争功攘利者盈途，窃位素餐者载道，而议论风起，造作党会者，亦得游手而饱食，独吾伤痍满目、困苦无告之国民，惨为天僇之奴才。临时政府成立以来，政府之教令，议会之法律，报馆之呼号而不平，或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会党之私，或为豪强雄杰奸商著滑之私，固有丝毫分厘为民生社会请命者乎？此无他，以其为奴隶非平民也。”[71]就具体问题而言，黄远生说的不免过于绝对，就本质言，黄远生说的却入木三分。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真正实现平民化，反而造就了一批新贵，但当时平民意识的广泛传播，为五四时期平民主义思潮的澎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并构成近代中国平民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1915年以后，随着陈独秀等革命党人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文化革命，平民主义思潮终成滔天巨浪，中国社会全方位平民化的局面于焉形成。

　　注释

　　[①] 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尚书正义·吕刑第二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影印本，第247页下栏。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春秋左传正义·成公二年》，第1893—1894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仪礼注疏·大射第七》，第1029页上栏。

　　[⑤]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礼记正义·月令第六》，第1372页下栏。

　　[⑥] 刘向著，向宗鲁校正：《说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0页。

　　[⑦] 严可均辑：《全汉文》第54卷，《扬雄 》，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1页。

　　[⑧]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97页。

　　[⑨] 刘向著，向宗鲁校正：《说苑》，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