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

　　翻开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杂志，会发现当时一些知识界人士、特别是一些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他们不仅同情、尊崇平民，而且贬抑权贵，公然声称自己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平民政治”。当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与当时澎湃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君主立宪等社会思潮相比，这种思想倾向尚比较微弱，在理论上也不够成熟，称之为“平民意识”或许更合适一些。知识界的这种平民意识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并未消失，反而愈益壮大，到五四前后遂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时代潮流——平民主义思潮，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往学术界虽曾注意过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也明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但似无人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关注过。近年虽有学者开始注意清季10年思想中的“民”意识[①]，但很明显，“民”与“平民”是两个概念。本文拟对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作一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平民释义

　　何谓平民？所谓平民，泛指一般普通百性，以区别于贵族或特权阶级。平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有。如《尚书·周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根据汉代孔安国所作的《传》和唐孔颖达所作的《疏》，这里的“平民”，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民，而是指“平善之人”。[②]《左传》中也曾提到，孔子听说卫国以诸侯之礼朝见齐侯时感叹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里的“利以平民”四字，据唐孔颖达《疏》，意为“成就下民”[③]。另外《国语·周语下》亦提到“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贰”。东汉郑玄在注《仪礼》和《礼记》时均曾引用这句话，根据唐贾公彥在《仪礼注疏》[④]和孔颖达在《礼记正义》[⑤]中的解释，这里的“平民”之“平”，亦为动词。

　　今天意义上的平民一词，可能形成于两汉时期。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写道：“是故皋陶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实。”[⑥]扬雄在《廷尉箴》中也写道：“天降五刑，维夏之绩，乱兹平民，不回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宁。”[⑦]这里的“平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民，已相差无己。进入东汉后，这类用法更多，如延平元年（公元106年）五月皇太后在发布的大赦诏书中就说：“……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同年七月又敕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应政而至。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贪苛惨毒，延及平民。”[⑧]这里的“平民”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平民在内涵上已完全相同。

　　先秦时期虽无平民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没有“平民”这一阶层。汉刘向在《说苑》中引用古人之言：“触情从欲，谓之禽兽。苟可而行，谓之野人。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谓之天子。” [⑨]在这里，“众庶”的阶级位于“野人”之上，“士”之下，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平民。《礼记》中的《祭法》在论及周代祭祀制度时也曾写道：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而“庶人无庙。”根据唐杨士勋的解释，“庶人者，谓平民也。以其贱，故无庙也。”[⑩]可见，当时的平民一般称作“众庶”、“庶人”。

　　日本的平民含义与中国略为相仿。“日本的平民是从阶级上的区别得来的，有什么贵族、华族、士族的分别，士族以下才是平民。”[11]

　　在西方，平民概念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古希腊，一个是古罗马。在古希腊，平民即“德谟”（Demos），其原义为与城市相对的“乡郊”。该词用于人民，原指散居郊区的庶民，相对于城居的王族或贵族；自“德谟”成为城乡共同区划后，“德谟忒”也成为坊社居民的通称。 “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就是从“德谟”衍生来的。[12]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德谟”的用法颇为复杂，概括地讲，它主要指与贵族、高尚人士、富人、有产者相对的居于城郊和乡村、薄有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多数自由民，包括艺工和商人，但不包括重装兵，属第四级民众，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的“众庶”。

　　在古罗民，平民即plebs。根据胡玉娟的研究，平民的本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众多，二是低贱。“众”与“贱”反映出罗马平民最显著物身份特征。平民与人民（populus)的含义不同，在早期罗马，人民代表罗马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包括贵族（patricians）。公元前3世纪中后期，平民逐渐向人民的地位靠拢，到公元前3世纪初，平民逐渐取得了与罗马人民平等的法律地位，plebs 和populus 在词义上的差别才逐渐消失。[13]

　　由上可知，不论是古代中国、日本的平民，还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平民，都主要是从社会地位这个维度来界定的，与此相联系的才是财富和受教育程度。离开了这个维度，几乎无法讨论平民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平民这一概念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当时知识界似未有人对“平民”一词做过界定。不过，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来看，平民一词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泛指下层民众，与阀阅、贵族、绅士相对应。如柳隅（吴贯因）在《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一文中将“平民”与“阀阅”相对立，并特别强调，他所说的“平民”是指“出生寒微”的“茅草中之人物”。在他提到的几位“平民之政治家”中，除谢安外，伊尹和傅说均为奴隶，胶鬲是鱼盐之贩，姜太公做过屠夫，诸葛亮躬耕南阳[14]。刘师培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中则将“平民”与“绅民”、“官吏”相对应。在他所说的平民中，既包括科举废除后失业的士人，也包括现代交通运输业兴起后失业的担夫、舟人、邮驿之夫和相面算卦的术数从业者。[15]

　　第二，特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与资产者或资产阶级相对应。如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16]和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文章中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提到的“平民”[17]，民鸣和陈振飞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时所使用的“平民”[18]，均特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与“资产者”或“资产阶级”（当时译为“富绅”、“绅士”、“绅士阀”）相对立。

　　第三，人民或民众，与政府相对应。朱执信最初曾以“平民”指代“无产者”或“无产阶级”，但稍后他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平民、政府之义，今既为众所共踰〔喻〕，而豪右、细民者，则以译欧文Bourgeis，Proletaruns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于豪右译以赀本家或绅士阀。赀本家所有赀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赀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赀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殊义，不可袭用，故暂锡以此名。至于细民，则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难言适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19]由此可见，他在此处所说的“平民”，与当时人们所说的“人民”略为相似。

　　第四，与“政治”连用时相当于“民主”、“共和”，当时的“平民政治”一词大多是对democracy的中译，此类现象甚多。有时，人们对“民主”与“共和”予以混用，不加区别。

　　二、贵族、绅士与平民

　　1958年5月，毛泽东在送来的一份报告上写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该批语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下发，因此很快闻名于世。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平民意识。实际上，这种崇平民、轻贵族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吴贯因（柳隅）的《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一文。在该文中，吴贯因指出，中国近数十年来，外交之所以失败，内政之所以废隳，皆因当道者不得其人。“是故今日欲语强国，有为时势所要求，而相需最殷者，则望有政治家之出现是已。”随后作者笔锋一转，提出问题：“使今日诚有政治家出现焉，而出现于阀阅之家乎？抑出现于平民之中乎？”在他看来，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现象，有的是政党政治，有的是官僚政治。造成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就其最主要的原因看，“大约一国之政治家，而多出于阀阅之中，则常成为官僚之政治；若多出于平民之中，则常成为政党之政治。”而官僚政治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政党政治不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对社会上事业的助长也非常明显。“是故中国今日诚欲使朝野之间，各呈活泼之气象，必也使国家之政治，成为政党政治，而勿成为官僚政治。而欲使政党政治之发生，必先有平民的政治家之出现。”作者断言：“中国今后而无大政治家之出现也则已，茍其有之，必为平民的之政治家，而非阀阅的之政治家。夫非必轻量阀阅中之人物也，盖细审中国之国情，其门地愈高者，愈难于出人才，其门第愈低者，愈易于出人才。故今后政治家之发生，必为平民的而非阀阅的，斯实无待蓍龟也。” [20]作者还从历史事实和社会趋向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