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4)

　　后来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国家划分为三种：君主国、民主国家或平民国家、贵族国家。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种国家的变体，即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无政府状态，霍布斯认为：“这些并不是另外的政府形式的名称，而只是同一类政府形式遭人憎恶时的名称。因为在君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僭主政体，而不高兴贵族政体的人就称之为寡头政体。同样的道理，在民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51]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在这里不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六种政体中三种变体的存在，而且将“共和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改为“民主国家或平民国家”（a democracy or popular commonwealth）,而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民政体”（democracy）改为“无政府状态”（anarchy）。也就是说，在霍布斯眼里，democracy和popular 是一回事，不论后来被译为“民主”还是“平民”，且不同于anarchy。

　　而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则正式将政体确定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并认为：“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52]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将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53]虽然孟德斯鸠在政体的划分上不如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明晰，但他却将“共和国”（republican government）与“民主”（democracy）、平民政治(popular government)与平民国家（popular state）区别开来。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也对共和国和民主制进行了区分，并对共和制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认为“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54]

　　从1901年到1902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等系列文章，对上述西方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不过，长期以来，梁启超始终是一个精英主义者，戊戌变法时期他在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讨论湖南新政应办之事时就指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55]。流亡日本期间他虽然在思想上、文学上受过日本平民思想家德富苏峰的重大影响[56]，但始终排斥平民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0、21号连载的《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一文中写道：“亚氏最有功于政治学者，在其区别政体。彼先以主权所归，或在一个，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为四〔三〕种政体：一曰君主政体（Monarchy），二曰贵族政体（Aristocracy），三曰民主政体（Polity or Democracy），此实数千年来言政体者所莫能外也。亚氏又不徒以主权所在为区别也，更以行此主权之手段或正或不正而细判之，于是乎三种政体，各有变相，都合为六种。其君主政之不正者，谓之霸主政体（Tyranny），其贵族政之不正者，谓之豪族政体（Origarchy），其民主政之不正者，谓之暴民政体（Othlocracy）。至其正不正于何判乎？凡以公意谋国家之公益者，则无论权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谓之正；以私意谋一己之利益者，亦无论权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谓之不正。”[57]在这里，梁启超把共和政体写成了民主政体，把共和政体的变体平民政体写成了暴民政体，似乎透露出西塞罗的影子[58]。

　　从中文后面所附英文看，梁启超的这段话应该译自《政治学》的英文译本。但梁启超并不懂英文，所以这篇文章很可能抄自某部日文著作[59]，以致出现一些错误[60]。梁启超虽然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亚氏的观点，因此在所附按语中指出，在政体方面，正与不正，并无定形。不论及正不正则已，如果论及，“则惟民主为正”。这里似乎又透露出斯宾挪莎和康德的影子。

　　对当时流行的平民政治一语，似未见梁启超使用过。对与democracy相对应的中文指称，他使用最多的是民主政治，有时亦用多数政治。如他在《庸言》第1卷第12号上发表《多数政治之试验》一文，指出：“凡国家必有政本之地，政象之为良为恶，皆自兹出。”什么是政本？“其在君主国，则一人之君主，其政本也，名曰独裁政治。其在贵族国，则少数之贵族，其政本也，名曰寡人政治。其在共和立宪国，则多数之人民及其代表，其政本也，名曰多数政治。”由此看来，梁启超所说的“政本”，实际上是指执政者。他认为，“独裁政治，他不足忧，而惟君主之昏淫为足忧；寡人政治，他不足忧，而惟贵族之堕落为足忧；多数政治，他不足忧，而惟人民代表之袤曲为足忧。”梁氏在这里虽然提到了三种政体，但重点分明是在多数政治，而多数政治最令人担忧者，则在“人民代表之袤曲”。查“袤曲”一词出自《说文》，是对“枉”的训释，原意指木曲，后引伸为人不做正事。在这里梁启超所担忧的“人民代表之袤曲”，是指人民代表不能伸张正义。他指出：“一时代一国土之人民，其程度略有一定。程度优秀者，政本自清明，政象自向上，虽欲扰坏而无所动摇。程度劣下者，政本自混浊，政象自棼乱，虽欲弋取而无所侥幸。程度优秀之国民，其个人非无劣下者，而一以入于多数中，则无如多数何，不足以为病也。程度劣下之国民，其程度非无优秀者，而一以入于多数中，则亦无如多数何，不足以为喜也。程度劣下之国民，而政本非自多数出者，徼天之福，幸而遭值个人之优秀者居君相之位，则国家可以意外获无上之尊荣。程度劣下之国民，而政本复出于多数，则惟有坐听国家流转于恶道，永世能自拔已耳。”在他看来，“行多数政治而能善其治者，其不可缺之要素有二”，其中之一是“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具体说来，即“理论上最圆满之多数政治，其实际必归于少数主政。”为什么这么说呢？梁启超认为：“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彼号称多数政治之国，其多数势力之发动，岂非在议会耶？岂非在政党耶？其形式之现于外者，则多数之结集也，多数之表决也。夷考其实，则无论何国之议会，何国之政党，其主持而指挥之者，为多数人耶？为少数人耶？不待问而知其必为少数人也矣。” [61]表面看来，梁启超所说的少数宰制多数，与柏哲士、章士钊等所说的“平民国家，精英政府”有点相似，但细细品来，二者本质上并不相同，梁启超只注意到了形式上的多数与少数，而没有注意到，主持议会或指挥政党的少数，必须代表多数之利益，否则便不可能维持其执政地位。说到底，梁启超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而不是平民主义者。

　　受其影响，具有浓厚平民意识的吴贯因后来也多少有些转向。他曾在一篇题为《平民政治与愚众政治》的文章中写道：“平民政治之一名词，在泰西各国，为对于贵族政治、官僚政治而言也。若中国自秦汉以降，已成布衣卿相之局，公辅之选，类皆起于平民，无所谓平民政治与非平民政治也。若夫以多数政治，为平民政治，则不知多数政治，非必有利而无害。茍人民之程度低下，则以多数为政，实足为致乱之源。故欧美所称为平民政治者，日本人常目之为‘众愚政治’。此其中有至理存焉，不得谓为戏虐之言也。”他还用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来予以说明：中国数千年来，如管仲治齐，商鞅治秦，诸葛亮治蜀，张居正治明，都是大权独揽，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整理庶政，所以能开一朝之治。如果发言盈廷，事权不一，则常足以召大乱。中国数千年来，常以政出多门为大戒。“商之在朝之众愚，犹且不可，若商之在野之众愚，则更无论也。”现在心醉西风者，不问国民程度如何，急着实现多数政治，于是一会儿争政党内阁，一会儿争国会政府。“一年以来，政局之杌隉，社会之纷扰，皆此等问题，阶之厉也。”既然愚民占了优势，不仅想当总理的人要讨好愚民，想当总统的人也得讨好愚民，于是竞相竭国民脂膏，以为选举运动费。因为众愚朝秦暮楚，难以依靠，一旦美国式的竞争不能解决问题，就将出现墨西哥式竞争，即武装政变。他最后写道：“呜呼！此等政治，岂特可谥之曰众愚，循名核实，则众乱政治而已矣，众恶政治而已矣，平民政治云乎哉！”[62]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丝毫的平民色彩。

　　不过，毕竟平民一词在当时具有十分明显的正当性，因此，梁启超的《多数政治之试验》没有写完便停止连载，吴贯因在撰写《平民政治与愚众政治》后，仍然在《庸言》上发表《社会崇拜之人物》一文，指出：“中国历代所崇拜者，乃平民的之人物而非阀阅的之人物”。[63]

　　五、余论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有多重思想来源，具体说来主要包括：

　　首先，中国传统的平民意识。中国自东周起，随着贵族社会的解体，曾经有过一次权力下移的平民化过程。反映到思想观念上，便是早期平民意识的彰显。孔子讥世卿，墨子明尚贤，曹刿鄙视“肉食者”，冯谖弹剑而歌，都是这种平民意识的体现。从陈胜高呼“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到刘邦底定天下，汉初出现布衣宰相之局。魏晋以后，虽然一度出现士族化现象，但当刘毅发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警告时，就已经说明这种现象在当时多么不得人心，平民意识的社会基础是何等深厚！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建立，彻底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权的可能性，“显达之士多出寒门”[64]，不仅成为历史事实，也成为教育青少年的训条。因此，平民化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着。除此之外，知识界同情下层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如一条涓涓细流，连绵不断。从《诗经·魏风·硕鼠》篇的咏颂、收录、注引，到柳宗元《捕蛇者说》、白居易《卖炭翁》对统治者的控诉，从北宋欧阳修的《食糟民》、张俞的《蚕妇》、杨万里的《怜农》，到明清时期吴斌的《量田赋》、吴之振的《煤黑子》等诗文，无为体现这种价值取向。因此，吴贯因对平民政治家的尊崇，黄侃、刘师培等对下层贫民的同情，虽然不能说丝毫不受外来影响，但主要还是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

　　其次，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平民意识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几个刊物如《天义报》、《新世纪》等都是宣传平民思想的重要阵地。民国初年，师复在《<晦鸣录>编辑绪言》中更直截了当地写道，该刊“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平民之机关。”[65]所以，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烙印。当然，烙印仅仅是烙印，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不仅不是社会思潮的主流（主流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君主立宪思潮），对平民意识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为当时具有平民意识的知识界人士大多主张建立北美式的共和制度，而非实行无政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