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3)

　　一些人还将革命党视为平民党。如汪精卫就曾指出：“革命党者，民党也。同为平民，其地位同，感觉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于平民之中，合肯负责任之人以为一团体，遂从而名之曰党云尔。”不仅革命党代表平民的利益，而且革命之主义也因平民所受之苦难而发生。汪精卫接着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欲去革命，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义；欲去革命之主义，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彼满洲之立宪，无论为强悍，为阴柔，要之直接间接增益民生之疾苦者也，是即无异普及革命之主义也，是即无异展拓革命党之实力也。” [39]

　　还有一些人认为，以往一切革命，其革命的动力均为平民，今后的革命也不会例外：“发难自平民，而窃获其利乐者，则为一时之权贵，往古之革命然也。发难自平民，而均享幸福者，则为举世之黎氓，今后革命之所期也。二者不问何居，革命主动，首推平民。此东西所共见，证诸理论，亦莫能易斯辙也。在今日论中国革命，更不问其或发愿于政治之改革，或注目于社会之更新，事之前驱，舍平民揭杆斩木之外，更无他道。”[40]还有人专门撰写了《平民歌》，号召平民“奋尔力兮，与子同行。取彼凶残兮，杀伐用张。掘彼金钱之穴，以铸我凯旋之坊。”[41]

　　平民不仅是革命的动力，革命成功后要进行建设，也离不开平民。“既革之后，仍以平民之力，组织各尽其能各取所需之社会，不使有以人治人之法，以人役人之政。”可惜的是，由于中国的平民无受教育权，致使他们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作者还认为，中国平民诸种能力中，团结力是最明显的，而在团结方面，会党的团结又最出色，所以说，“会党者，中国平民之代表也。”作者总结了会党在历史上的革命行动：“回观往迹，会党之能力发现于革命而奏伟业者，约有二端。”其中之一是驱逐胡元，主要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二是反抗满清，主要是太平天国。作者认为，“据此二端，则中国会党之力，实足为中国近史上之伟观。往事已矣，即若今日，会党之势力仍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因此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 [42]坦率地讲，会党只是平民中的一部分，且是比较边缘的一部分，作者在这里将会党视为“平民之代表”，并非一种理性的认识，而是一种权宜的宣传策略，其目的是借会党之力进行反满革命。

　　革命党不仅如此宣传，也如此行动。他们身体力行，不仅“到会党中去”，而且“到士兵中去”。1907年以前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就较多地借助了会党的力量；之后发动的武装起义，则主要依靠新军基层军官和士兵。湖北革命党在新军中发展力量时，也只吸收基层军官和士兵，以至武昌起义成功后不得不借黎元洪的声名来与清军抗衡。

　　四、民主政治与平民政治

　　革命的动力是平民，革命的性质是平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则是建立平民政治。

　　提到平民政治一语，人们可能会想到五四时期流行的平民政治观念[43]。实际上，平民政治一语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汉驹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平民政治出现于19世纪。“自平民政治之主义一出而政治界之魔贼不存，于是乎一国主权平民操之，万般政务舆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属一国之平民，政治之目的则在平民大多数之幸福，政治之策略则取平民之公意。国中有国民而无臣民，有主人而无奴隶。一国大多数之平民莫不享有公权，法律之外无论何人均不得而剥夺之，而人之天赋权能得以保存不失。”与此同时，“当日气焰薰灼、炙手可热之君王贵族，作威作福荼毒万民，无所于恐无所于惧者，至此而成为傀儡，除服从公理、遵守法律之外，更无丝毫权能足以驾驭人民。于是乎入其国境行其四野，强侵暴凌、箝锁镇压之举动不见于目，呻吟憔悴、咨嗟太息之声音不闻于耳。”而回顾当时的中国，由于未立平民政治，所以“专制妖氛弥漫全国，阶级毒焰深中人心，一国主权一姓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政治之策略则皇帝之私意是。国中之国民也主人也，尽入万里罗网？尽坠千丈深渊，若祖若宗若子若孙世世困于泥犁，无门可以超升，更何国民之有，臣仆而已矣，更何主人之有，奴隶而已矣。四万万堂堂大国民，除服从私意、遵守王法之外，更无可以发表私意之余地。于是乎入其国境行其四野，强侵暴凌、箝锁镇压之举动不绝于目，呻吟憔悴、咨嗟太息之声音不绝于耳。” [44]两相对照，差距是何等明显。作者还指出：“彼方之开拓此平民政治也，莫不由先倒寡人政治而来；……从未有不加人为之经营，不费心力之规画，任其自然，而能自伴社会以次第进化者也。”既然如此，那么“吾国民而欲享受平民政治之权利，其必自倒寡人政治始”。[45]细绎作者这里所说的平民政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

　　也正是有了这种认识，1912年6月统一党翻译出版英国政治学家布赖斯（J. bryce）的《平民政治》[46]一书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追捧，一部厚达1952页的大部头政治学著作，当月便告脱销，于是7月再版，8月印第三版，9月印第四版，1913年3月印出第五版，5月出第六版，由此可见社会需求量之大。

　　《平民政治》的英文为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直译应为《美利坚共和国》。为什么统一共和党要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译成《平民政治》呢？难道统一党不知道共和制与平民政治的区别吗？从现有的资料看不是，因为民友社当时还翻译出版一本《法国民主政治》。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民友社明确指出：“顾念世界大国，行民主政治者不惟美，有法兰西焉，欧之强国也。”这篇序言还透露出将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译成《平民政治》的原因：“所以谓平民政治者，译其意，以为言民主，则犹有主之见存，非美人之意，故言平民，乃所以示共和之极致。” [47]也就是说，统一共和党对共和与民主的区别是清楚的，对民主政治与平民政治的区别也是清楚的。之所以将《美利坚共和国》译为《平民政治》，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代表了“共和之极致”，所以在翻译此书书名时采取了意译手法。

　　当时在革命党内对平民政治讨论最多、说得最明白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章士钊。章士钊在《论平民政治》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讨论平民政治，首当严者，则国体与政体之界说。”什么是国体？什么又是政体呢？“国体者，就统治权而言之也。政体者，就所以统治者而言之也。”直言之，所谓国体，是指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所谓政体，是指政府的组织形式。章士钊认为，当时的中国，“统治权属于人民”，所以是平民国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呢？章士钊指出：“吾国诚为平民国家矣，而不可造一极端的平民政府。吾国诚属多数政治之国矣，而不可不运用少数之精神。”具体而言，即“以平民之国家而建立贵族之政府”，换句话说，即平民国家，精英政府，因为此种贵族“非以伪造之资格定之，乃全出于才能之异众耳。” [48] 稍后在《平民政治之真诠》一文中，章士钊分别对托克维尔、戴雪、奥斯丁、奢吕、梅因等人关于平民政治的定义进行了讨论。对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章士钊迳直译为《美利坚平民政治》，说：“法儒涂格维尔，言平民政治者之泰斗也。一八三一年，彼亲游美利坚，详究彼中之政态。越四年，发行《美利坚平民政治》一书，轰动全欧，其影响较之英儒边沁之立法说出世为尤大。”[49]统观全文，章士钊在此处所说的“平民政治”，主要是指政体而非国体。

　　同时，《东方杂志》也曾先后刊载《欧洲之平民政治》和《瑞士平民政治之现状》两篇译文，就其内容来看，其所讨论的，都是西方民主政治。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许多人将民主政治译为平民政治，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其中透露出的是对平民意识的认同与否问题。

　　我们知道，平民政治是由平民政体演变来的，而平民政体，又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曾将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政体分为六种，其中前三种为君主政体（royalty）、贵族政体(aristocracy)和共和政体(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属正宗政体，后三种为僭主政体(Tyranny)、寡头政体(Oligarchy)和平民政体（democracy），系前三种的变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 “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末了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而“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50]很明显，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democracy，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来就叫平民政体，只不过不是正宗政体，而是变态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