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的平民意识(2)

　　稍后，吴贯因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指出：“历观往代，当时艰孔亟，天下所俎豆馨香，以祈人才之出现者，常望之寒士布衣，而不望之世家巨室。故云龙风虎，廊庙庆遭际之奇，非搜隐逸于山林之中，则拔英才于风尘之外。若夫门第贵显者，则所谓世禄之家，鲜克有礼，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社会之心理，未有倾向之者。”所以，就人物的身份而论，中国历代崇拜的是平民之人物，而非阀阅之人物。“而国民信仰之所在，即为天地间气之所钟。故天民名世之挺生，常了于寒素之家，而不出于阀阅之族。” [21]

　　当时知识界人士不仅期待平民政治家的出现，还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黄侃（运甓）在《哀贫民》一文中就写道：“民生之穷，未其甚于中国之今日也。山泽之农，浮游飘转之勾，通都大邑之裨贩，技苦窳而寓食于人之百工，其趣异而困苦颠蹇一也。” [22]刘师培（韦裔）在《悲佃篇》中也指出，江淮以北的佃农，“名为佃人，实则僮隶之不若，奉彼（指田主）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视，生杀予夺，惟所欲为”[23]。在《天义报》上，刘师培还发表了大量同情下层民众的文章，并曾收集《穷民谚语录》和《贫民唱歌集》。

　　一些人还将职业与道德水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水准与社会地位呈反比，社会地位越高，道德水准越低；社会地位越低，道德水准越高。套用毛泽东的话，可以说是“卑贱者最高尚，高贵者最卑污”。章太炎就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 “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他将当时人们从事的职业分为16种，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这16种职业的从业者，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区分，“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既然如此，当时的革命党人处于何种地位？章太炎认为，“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也就是说，革命党人处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有才者无德，有德者无才，看来革命党人要壮大自己的队伍还真不容易。而且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其道德修养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章太炎反对某些革命党人借权上流社会和会党、盐枭的做法，说：“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将借权以便从事，自雇译外，行伍而上，其职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于利禄，牵于豢养，则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权为良策，吾尝斥之，以为执守未坚，而沦没于富贵之中，则鲜不毁方瓦合矣。” 他还以湘军为例，指出：当年湘军强盛时，一些人一会儿在清方，一会儿在太平天国，“彼其党援众多，虽事发而不为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这样的人不可能使革命成功。此外，湘军中的一些统领出身于会党头目，这些人投靠清廷后，为了取悦上司，往往“不惮残贼同类以求翎顶”。如果“革命党而借权于彼，彼则亦以是法处之。”结果，别人的力量未借到，自己反被人利用，“后之噬脐，虽悔何及！” [24]看来革命党人不仅继承了天平天国的革命精神，也在吸取其失败的教训。

　　受其拖累，一些人对中等阶级表现出某种敌视。亚震就指出：“大抵吾国买用奴婢之家，中等社会为最多，而虐待奴婢者，则尤以中等社会中之称主妇者为盛。”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认为，上流社会并非没畜婢虐婢之事，但他们的势力不仅可畜一婢，即使其虐待奴婢的手段，也不如中等社会主妇之甚。而下流社会则自顾不暇，自己都有可能沦为别人的奴婢，根本无法奴役别人。为什么中等社会之主妇要这样费力地抗上骄下呢？“此中秘诀，非夙究心于中等家庭者则不能道。” [25]作者从心理及物质等层面进行了分析。说到底，变态心理与蝇头小利，为其畜婢的主要原因。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把绅士与平民完全对立起来。黄侃和刘师培就将官员与富绅并举，视为一丘之貉。黄侃指出，官员税吏和缙绅富贾均为“贫民之蟊贼”。“覈民之数，富者寡而困苦不可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以人口的极少数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贫者因此而愈贫，愈愚，愈贱。在他看来，“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26]刘师培则告诉灾民们，那些官吏和绅士们表面上天天商议赈济，实际上都巴不得你们有灾，“你们受苦，他即发财；你们受罪，他就得好处。” [27]他还以光绪年间山西、云南的旱灾为例，说明负责赈灾的官吏和绅士都曾借机发财，丧尽天良！《河南》杂志甚至曾刊载一篇名为《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历数了绅士们的种种恶行，指出，绅士们除与政府互相利用、同恶相济外，还尽可能利用退休官僚和海外留学生。那些退休官僚“无本所谓思想，亦无所谓魄力。特以其红顶花翎曾贯摇于头上，头童齿豁，已待死于墓中，狡猾者遂奉以为名，而己为副，所谓政犹宁氏，祭则寡人[28]也。”那些海外留学生则“买一纸卒业文凭，抄数篇间接讲义，无根柢，无价值，信口妄谈，自命通学，亦为狡猾者之所喜。月舍数百金，使之追逐己后，或当教习，或充干事。有反抗我者，可借文明国之法律以灭之。”这样，绅士们便“上可以狼狈政府，假公济私，下可以把持社会，淆黑乱白”。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大庭广众，发起各种集会，人潮如海，掌声雷动，“美其名曰普及教育，崇其谥曰提倡实业”。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与全体国民并不相干。这些绅士不仅徇私谋利，而且破坏改革。“虽有魁杰之士，热心公益者，亦且心灰气沮，望祖国而却步矣。间有发为谠论，纠正其慝，或因民意之不顺，激而为示威运动者，彼且借扰乱治安、破坏秩序为名，出野蛮之全力，嗾彼官吏，杀之、戮之、逐之、辱之。” “夫政府犹发纵之猎人，而绅士则其鹰犬也；政府犹操刀之屠伯，而绅士则其杀人之锋刃也。”如果任其盘踞不去，则社会改良无望。[29]

　　由于绅士与官吏互相勾结，鱼肉百姓，破坏改革，所以被视为革命的对象。黄侃就号召广大贫民：“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之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30]刘师培则号如灾民，“大家起来，把官吏杀尽，把绅士抢空”[31]。《绅士为平民之公敌》一文的作者则指出：“现在此等专制之恶绅士，每省多者不过百十人。其有时列名上书，定期演说，亦似有无量数之共表同情，实则赵钱孙李，姓以简编，甲乙丙丁，名凭薄记。即使附和果多，然除去彼发起数人，随举一人以问今日彼因何事而集会，尔又抱何宗旨而赞成，以后尔得何种之利益，则必皆瞠目而不知所对矣。” [32]所以，全国同胞既知绅士为平民之公敌，又知彼一省欲绝吾生命的绅士只此少数，而合吾群力以踣之，直不啻摧枯拉朽。

　　既然绅士成为革命的对象，那么革命的性质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改变。

　　三、民主革命、绅士革命与平民革命

　　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场民主革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基本共识。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就把辛亥革命看作一种“绅士运动”[33]。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也曾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的斗争，正是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34]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绅士革命”。

　　这当然都是后人的看法。在当时的革命党人来看，他们所从事的这场革命，既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非绅士革命，而是一场平民革命。孙中山等人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就曾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35]后来在东京《民报》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孙中山再次指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耽耽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36]究竟什么是“平民革命”，孙中山没有解释。有时，他将“平民革命”与“国民革命”混用，如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一方面强调这场革命是“平民革命”，同时指出：“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37]

　　革命风潮兴起不久，一些革命党人就将目光转向下层平民，指出：“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受，终不可得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且吾观察中国今日社会之内容及现象，有不能与欧洲比例，而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为什么要将眼光转向平民，且要先从经济革命做起，而不像欧洲近代革命者那样，先从政治革命做起呢？作者解释道：“盖我中国个人经济主义太发达，故不能具有政治思想；而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38]在这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其将眼光向下，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