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2)

　　皇权已去，经学崩解，士大夫消散，新知识传入，国家将循何道而行？这是百年中国始终面临、而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而革命党人，除孙中山先生等极少数例外，满清覆亡以来绝大多数思想和政治精英也没有道之意识。这一点，构成现代精英与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在这种盲目背后，可见去中国化之信念：形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是一套先进的、普遍的、且完整的治理技术，可通用于中国，并可做到药到病除，立刻解决中国面临的全部困境。政制、宪政可重建整全秩序，这是一种流行百年的信念。有此信念，道当然是多余的，尤其是中国之道。

　　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及当时主张宪政之大多数人，就已形成这种去中国之道的西方制度迷信。他们把政治作为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故专注于宪政制度问题之探究、辩论、构建。

　　相比较而言，康有为与其同道更为深谋远虑。他们认识到，共同体必有其道，只有上道，政制才可正常运转，才可期待良好秩序。故他们不仅积极致力于宪法设计宪制，更致力于把宪制纳入道之中。其方案是，孔教入宪，以宪法确立国家精神。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有条款：“以孔教为国教，惟蒙藏则以佛教为国教”，其具体措施有：

　　一、崇体制。总统与行政官、地方长吏，春秋及诞日大祭，朔望祠谒，学校奉祀，皆行三跪九叩礼

　　二、立学设学位。大中小各学皆诵经，大学设经科，授以学位，俾经学常入人心，其学校特助以经费。

　　三、立教会。国家特保护而助以经费，或设教院专司宏导。

　　康有为也提议设立“学士院”，此或为蒋庆三院制中通儒院之先声。康有为又提议设立“国民大会议”，全国每县举一人，其主要职能有三：“修正宪法，割让国境，选举总统”。这与孙中山先生国民大会构想颇为接近。

　　总之，康氏宪法构想是“厚的”，宪法不仅构建政体，也范导国家精神。故以宪法确立国教，国教渗透政治生活各个环节，以引领政治，塑造社会。但在当时，生成于西方一神教建制化教会经验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已随着西方宪法理论传入中国，且被知识上基本上已被西方征服的立法者所接受，康氏方案自然遭到排斥。

　　梁启超的方案比乃师温和一些。他于民国初年草拟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五条曰：“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但一切宗教不妨害公安者，人民得自由信奉。”梁启超对此有专门解释：

　　本宪法既从各国通例，将各种自由悉为列举，信教一项，不容独遗。然比年以来，国人多误解信教自由之义，反成为毁教自由。孔教屡蒙污蔑，国人固有之信仰中坚，日以摇动削弱，其影响及于国本者非鲜。故以为即将许信教自由之事实，列入宪法，同时亦宜将崇仰孔教之事实，一并列入也。

　　梁氏这一态度引人注目。康有为倡设孔教，梁启超曾坚决反对，1902年作长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在回复康氏批评的信中，梁启超更指出：“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合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梁氏于孔子多有不满，同期所撰《新民说》与此同辙，对儒家之德论予以严厉批评。

　　民国以后，梁启超态度发生变化：仍反对立孔教，故未参与发起孔教会，但明确尊孔。1915年12月，梁启超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其中说：“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基于这种想法，梁启超希望以孔子之教为风化大本。与康有为的国教构想不同，这仅为一宣示性条款，并未落实于实质性制度。

　　北洋系也试图重建秩序，民国二年十月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案》第一九条本有“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条款。看得出来，此草案拒绝了康有为之国教提议，而大体上接近于梁启超之温和构想。或者可以说，又退一步，从国家层面，退居于国民教育层面。

　　然而，即便这样的表述，在未能通过。因为，文化政治舞台之主角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式学堂建立、科举废除近十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形兴起；因为革命，儒家士大夫群体的影响力急剧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大量政治新贵，而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发生影响。故立法机构成员之思想观念趋向激进化，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反对意见占较大优势。1923年，此宪法草案通过时，孔子之道条款被删除。

　　这一事件极有象征意味，可清楚呈现当时立宪者之文化政治立场。纵观同时期立法机构起草的宪法草案与民间学者自发拟定的宪法案，基本在欧、美、日既定体制中打转。宪法的政治宣示、权利条款、政体设计等内容，几乎全部抄袭。延宕十年、最终于1923年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不过是列国宪法条文之杂凑而已，几乎看不出中国治理之道的任何痕迹。

　　由上面简略回顾可看见，满清覆亡之后，民国初年持续十余年之立宪运动，带有明显的非中国化倾向。精英群体的思考完全被欧美、日本、苏俄等外来的政治、宪法观念、制度所支配，对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治理之道视而不见。同时兴起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对此更予以价值上和知识上的摧毁，比如“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摧毁经，经学大厦倾塌，这与去中国化的立宪政治互为表里。

　　1923年宪法之所以不能生效，去中国化也许是原因之一。而这部宪法若真生效，也只能让中国政治偏离中国之道。所幸，天生中山先生，力挽狂澜，几乎以一人之力，扭转这一宪法的去中国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