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6)

　　总之，中山先生晚年阐述三民主义，道统已涵濡其中，而构成其魂气。中山先生本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相传之道，与孔孟宋明儒之思想，设定三民主义之取向，构想中国之根本制度、政策。

　　这是一种独特的主义。现代世界各种主义，也即各种现代意识形态，如沃格林所说，多有“灵知主义”倾向。它相信，各种意识形态构建者相信自己的理论是真理，透过这些真理，可终极性地解决所有问题，历史将被终结。中山先生批评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灵知主义。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那就是从西方传入的观念和制度。只要全盘引入欧美制度，中国历史将会终结。在终结历史之真理、也即各种先进观念面前，在历史终结的前景面前，中国文明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需要通过斗争予以克服的障碍。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道德激情和历史使命感，展开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

　　中山先生私人信仰基督教，却没有丝毫现代“灵知主义”气息。中山先生固然倡导一种主义，却没有陷入灵知主义的陷阱。可以说，三民主义是反灵知主义的主义：中山先生旨在以三民主义发动新革命，建立新宪制；然而，这个新宪制却带有浓厚的旧风貌：这个新宪制穿越文明断裂期，接上刚刚被抛弃、余烬未息的中国治理模式。三民主义对于将要确定的宪制之正当性的论证，也是完全中国式的：文明的延续。三民主义驱动的革命不是让中国死而新生，而是让中国“恢复”——这个词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反复出现。三民主义内含的宪制之所以值得追求，不是因为其为绝对的善，而是因为其中的根本精神和重要制度，中国古已有之，今天以新的形态再现。在中山先生心中，通过三民主义革命，中国宪制将重回正道——而这，正是古典革命之基本性质。

　　中山先生因此而对中国文明有存亡绝续之功。民国初年各路精英们设计的宪法，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狂奔，中国文明已处中绝危机，中山先生以中国之道灌注三民主义体系，这套三民主义体系让中国重新入道，中国之道得以在世间寻机构建其活的制度形态。

　　这样，三民主义就具有奇异性质：它从似乎正在通往终结的西方化的普遍历史中出走，自觉担当复兴中国文明之责任。中山先生本人有过一次出走，又有一次回归。这不是因为中山先生以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而是因为，中山先生认为，西方的制度其实并不完善。中国现实制度远不能让人满意，但中国之道依然是有效的，与西方相比是卓越的，对中国来说是合适的。于是，中国之道成为中山先生的立足点在这个立足点上，中山先生大胆而自信地展开其宪法设计，历史地形成的种种制度成为其解决问题的活的资源。由此形成的宪法方案，正是中国之道的现代肉身。

　　结语

　　历史地看，三民主义确实有“为往圣继绝学”之气象，不过，其历史的展开，似乎未收“为万世开太平”之功。然而，责任不在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以中国之道自觉灌注三民主义，焕然一新的三民主义成为中国宪法设计之驱动性力量。经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阐发，国民党对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有所认知，蒋介石也有传承之自觉。因而，中山先生之后，通过三民主义之激励、引领，国民党凝聚为一个具有足够道德意识的革命团体，作为立宪和治国之主体，依照中山先生宪法设计，推动宪制构建：通过历次《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五权宪法大体落实；至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五权宪法更趋完善，表示“天下为公”、国民普遍参与之国民大会也开始运作。

　　然而，光有这样的政治架构，道不足行于天下。三代圣君贤相承续道统；汉武帝复古更化之后，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同承续道统。此一历史经验显示，道统之承续有两个条件：首先有道之学，以阐明大道，灌注于整个知识体系中；其次，以道学养成士君子，在政府、社会中担当治理之任。宪法制度需以这两者为数轴，才能有效运转。

　　中山先生以后的国民党，及其所驱动之政府，却始终没有解决道学维系与士君子养成这两大问题。历史的变化反而是反向的：蔡元培废止学校读经和大学经科，由此导致中国之道学传统断裂，现代中国教育体系丧失文化传承与士君子养成之功能。

　　由于匮乏维系道统之两要件，考试院在现实运作中并无多大功用，因为，社会上根本没有新式士人，只有接受了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考试院沦为公务员管理机构。而考试院实为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之枢纽，考试院孱弱，国家运作必定倒向三权分立。故中山先生苦心孤诣设计之五权宪法，在现实中乃蜕化为三权分立宪制。而一旦堕入此一政制框架，五权宪法就特定容易被视为三权宪法之劣质版本。持有这种看法的宪法学家和立法者很多，故四十年代中期立宪，与台湾解禁之后的历次宪法修订，日益偏离中山先生初衷，从五权宪法潜移向三权分立制度。

　　检讨这段历史，中山先生宪法设计运作失灵，另一症结是，中山先生的继承者没有处理好主义、党与秩序重建的关系。中山先生毕生以主义相号召，然而，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道统自觉以后的三民主义是相当独特的：它自觉地接续中国之道，在一个去中国化的时代，让其信徒回归于中国固有之道。这就决定了，三民主义作为一套现代意识形态，内在具有过渡性质，也即，它只是摆渡之舟，让政治上迷失于种种外来意识形态的中国人，由它回到中国之道。三民主义实有自我取消之倾向，治国者当依其指示，回到道本身，最终淡化三民主义，重建中国之学，重新养成士人，重建考试制度等等，这就是三民主义指示的复于道之路标。国民党却执着于三民主义本身，这就自我放弃了完全回归于中国治道的责任，也就未能按三民主义指示的方向前行，复古更化，创造一套由学到政的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

　　中山先生宪法设计在历史中不甚成功的教训提醒今人，仅从宪法制度角度思考道统承续是不够的。当然，如同康有为、张之洞那样，仅从学、教的角度思考，同样不够。道是整全的，需要广泛而多样的承载者。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学与士君子人是同样重要的。以整全视野完整思考，才能做到学、政一体，以士君子为中心，生成中国式社会治理模式。

　　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拯救中山先生之宏愿？这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这样的意愿。而此意愿之有无，取决于人们是否如中山先生那样具有道统自觉；能否有此自觉，进一步取决于人们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四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实践，对于构造今日优良宪制，究竟有无意义？或者更宽泛地说：中国文明对于今日中国人构造美好生活秩序，究竟有无意义？

　　（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