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3)

　　孙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

　　就在1923年北洋政府主导之无中国性之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时，中山先生已具有明确的道统自觉，此正为孙中山先生超绝时人之处。关于孙中山与儒家思想间关系，学者已有一定研究。概括而言，孙中山早年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虽不算完整，但足以了解儒家核心思想；早期革命活动多依靠东南沿海民众组织之会党，此辈身上中国传统保留得相当完整。这让中山先生对儒家始终有温情态度。不过，在准备革命及辛亥革命前后，中山先生最多只是零星援引一些儒家话语。

　　惟到晚年，具体地说，约在第一次护法战争后，主要在二零年代，也即人生最后几年，中山先生有明确的道统自觉，其最为重要的表述如下：

　　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

　　如此直白的道统承担意识，在现代思想和政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晚年思想最为引人注目之特征，不在于援引儒学观念，而在于其明确地标举中国道统。

　　道统与儒学是两个相关联、但大不相同的概念。依韩愈《原道》，到孟子，道统中绝。据朱子《中庸章句序》，道体传承之统绪，至孔子一转而为道学之传承。故道统可有道体之统与道学之统二分。孔子之前的圣人为圣王或圣臣，德、位合一，有圣人之德，又有王者之位，故其道畅行于天下。孔子不得其位，删述六经，创立儒学，终不得其位，其道不能行于天下，至少自己生时不能，几百年后才经汉武帝之道统自觉，而由儒家士大夫群体行道。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仿此可说，圣王不再而有儒学。

　　上引孙中山之话语，直追圣王的道体之统。这构成本文讨论的主题：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仅从儒学角度讨论中山晚年思想是远远不够的。须超越儒学，回溯至德、位合一的圣王之道统，以探究中山晚年心曲。革命前与民国建国时期的中山，确实并不排斥儒家之学，也确实广泛运用儒家观念，用以阐释自己的革命思想，如援引古典革命理念，以为自己革命之理据。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也与儒家思想关系密切。但是，一零年代末之前的中山先生，并无整全的道统自觉。据此可理解中山先生在民国创建过程中之种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中山先生长期坚持，但其宪制基本照搬自美国，不见中国元素。以中山先生晚年构想之五权宪法与之相比，两者完全不同。由此可见，中山先生思想到晚年有一巨变，也即，从一般地援引儒学资源，到道统自觉。

　　中山先生何以会有道统自觉？可轻易辨析出若干一般环境因素：

　　首先，民国建立过程之崎岖，个人保卫民国所遭受之连串失败，迫使中山先生反思自己的革命纲领和策略。由此而有“保守化”转向，从激进革命立场转回，接续中国文明脉络。

　　其次，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之激进倾向，对晚年中山先生有所刺激。中山先生长年生活于海外，对西方思想、制度、社会、文化有深入理解，全盘西化是他断然不能接受的。而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日益激进的文化立场，让中山先生心怀忧惧，《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对当时所谓“新青年”之激进文化立场，持严厉批评态度。

　　最令他担心的还是新兴知识分子之心态。中山先生多次提及王宠惠最初接受自己的五权宪法、而在留学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后反而否定的例子，以说明断章取义的西方之学，是如何遮蔽新兴知识分子之理智的。在孙中山看来，照抄西方模式不可能为中国构建可行且良好的制度。而且，中国也没有理由照抄了。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果，刺激中山先生深思西方文明之内在缺陷，而有中国意识之觉醒。虽然在此之前，中山先生已意识到，西方文明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财富分配不平等，而倡导民生主义。但此时，中山先生的思考主要在制度。后来，他也发现欧美政治宪法制度之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暴露出西方文明之根本缺陷，令中山先生在反观中国时，得以发现中国文明之伟大处，这方面的表述，《三民主义》演讲中随处可见，其中较为重要的看法是：西方为霸道，中国为王道。

　　由此，中山先生相信，中国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走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建国之路。中山先生正是这样解释自己何以坚持五权宪法的：

　　我们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

　　中山先生相信，“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具体地说，就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在中山先生看来，这是中国的天命。中国人欲膺承天命，须创制立法，由此而有道统自觉。

　　与同时代人相比，中山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正在此一道统自觉。此为中国文明之万幸，亦为中山超迈时人之处。以下对比孙中山与当时同样积极守护中国文化之人士的思想境界之别。

　　康有为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倡议设立孔教，进入民国后，康并自行设立孔教会，同时积极推动孔教成为国教。可见在康氏论述中，孔子始终是中心。早在《孔子改制考》等反经学的经学论述中，康有为就把孔子塑造为教主，康有为本人希望成为现代孔教之教主。他希望模仿西方，在现代中国建立一套孔子之教的教化机制，且只是一套教化机制。一直到民国成立后，这也是康有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康有为始终以儒家士人的身份思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