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

　　学界对孙中山先生与儒家思想间关系已有一定讨论。然仅从儒学立论，远不足以把握孙中山思想之历史意义。迭经挫折而深思熟虑之后，因为独特的身份担当意识，形成清晰而坚定的道统自觉，方为晚年孙中山先生思想中之最为突出者。

　　若与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之其他重要人物相比，中山先生此一思想是极为突兀的。置于现代中国文化、政治演变历程中考察，孙中山先生此一自觉，及据此而展开之创制立法，实有为中国文明存亡续绝之大功。没有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觉，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的传承统绪或已中绝。因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觉，二十世纪中国文明演进方未脱轨，尽管其后之政制并未完全依中山先生之方略展开。

　　本文尝试从孙中山革命-建国-立宪者的特殊身份，索解中山先生道统自觉之机缘，略述此一自觉之文化、政治后果，并探讨此一道统成就其现代肉身之可能方向。

　　民初立宪之去中国化趋势

　　朱子《中庸章句序》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经尧舜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圣圣相传，而成“道体”之统。在此，德、位合一，圣人为王者或王者之治国伙伴。道在圣王之行事中，道在圣王所立之礼乐制度中。

　　至孔子，则发生重大变化：孔子不得其位，而删述六经。六经为圣王之道之文，孔子以文传授弟子，而有经学。儒家士人以经学阐明圣人之道，络续不绝，成“道学”之统。惟战国时之制度、为政，背此道而驰，以子学为本。而由此形成之宪制，不论秦制、黄老之治，均不稳定，无力塑造良好秩序。

　　至汉武帝，乃归宗道统，表彰五经，立五经博士，并更化制度：皇权承认儒家士人守护、阐明之道对政治之引领，由此证成其统治权之历史和义理的正当性。这一道统亦非空言：经由选举制度，儒家士君子掌握权力，而有“儒家士大夫”群体，且成为与皇权共治天下之治理主体，“士人政府”由此成立。

　　此为汉武帝以来中国正统宪制之根本所系：儒家士人守护、阐明道学，皇权仰赖、又保障道学。名义上的统治权固然在皇帝，但儒家士大夫凭借其关于道之知识，分享治理权。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相制相维，道学与制度共同传承道统，由此而有相对稳定之宪制和社会秩序。

　　晚清立宪，此一整全秩序面临深刻危机。麻烦不在立宪导致之虚君后果，因在共治体制中，君权本已虚化。深层次的危机在于，西方知识系统全盘引入，五经退居次要位置，甚至遭到废弃，道学瓦解；在制度上，科举制废除，新式学校兴起，所培养之新式官僚趋向于技术化，成为所谓“文官”、“公务员”，“志于道”而担当社会领导责任的儒家士君子、包括儒家士大夫群体，渐行解体。

　　这立刻引发一个虽然隐晦、但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在形成之宪制中，道安置于何处？承续道统之主体是谁？清室退位之后，中国一个世纪的秩序混乱，主要不是因为皇权消失，而是由于道学体系瓦解、士君子养成与士大夫选举机制消失，致使道统失去着落。

　　康有为的先见之明正在于，预料到新制建立，政、教两分，道统必将悬空，因而倡设孔教，在完全依靠技术化知识支撑的统治性政府之外，另行建立一个教化性政府，维系道统于不坠，从而保持中国文明之连续，维系社会良序。然康氏主张之难题在于：孔子不是先知，儒家难成宗教。故虽有三十年努力，康氏方案始终难以实施。

　　张之洞同样表现出先见之明，而比康有为更为审慎、明智。似乎把握到儒家中国之教化体系的特殊性质，张之洞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故从《劝学篇》开始，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尤其是晚年主导设计的癸卯学制，坚持各级学堂学生读经，“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张之洞希望以学传道，其法相对可行，尽管后来的教育政制演变，未能如此。

　　不过在晚清立宪过程中，道统传续问题尚不十分突出，毕竟，皇帝仍在，而当时很多人误以为，道统在皇权，宪法仅为一治理之术。确实，在皇权制下，有皇帝在，不论有何文化、政治构想，都可立刻找到第一推动力。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当时仍在：立宪主体本来就是儒家士大夫。

　　民国建立，道统传续问题乃趋于突出：皇权不复存在，社会治理主体已难称儒家士大夫。民国初建，掌握权力者约有三类人：留学国外、新近返国之革命者，北洋系军政人物，这两者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完整儒学教育。只有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较为接近儒家士大夫，也正是他们推动了革命派于立国之后的“保守化”。但在民国初年政治博弈中，立宪派在地方或有一定控制力，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则相对边缘，且随着政治格局剧变，其影响力持续衰减。

　　事实上，民国成立之初，随着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秩序解体，以及革命引发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已出现总体秩序之混乱。对此，即便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等，也忧心忡忡，由此而有革命党人回向道德之转向，蔡元培等人成立“进德会”等组织，试图重建道德。这种社会层面上的努力是必要的，却是肤浅的。国民道德混乱仅为表现，深层次因素在国家精神迷失，也即道之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