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4)

辛亥革命网 2010-12-11 00:00 来源:西藏研究1995年第一期 作者:胡岩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是当时共和制的新中国与清政府统治下帝制的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

  在社会舆论的宣传影响下,在中央政府首脑及达赖十三世、班禅九世等藏族政教领袖人物的赞同和号召下,辛亥革命后,在内地即已深入人心的“五族共和”的口号,到20~30年代,已为西藏的僧俗上层及知识界所了解和拥护。尤其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西藏人民以特殊的方式支援了内地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年哲蚌寺致国民政府的公呈及次年三大寺代表罗桑团月喇嘛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信函均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中国立国四千余年以迄于现在,从未遭遇外侮如是之甚。现在要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24这些发自西藏僧俗人民心底的声音,不仅反映出他们对于国家统一强盛、中华民族团结幸福的强烈愿望,而且表明了西藏人民当时民族觉醒的程度。

  三、结语

  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的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凝结着整整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付出的心血,反映了中华民族当时所达到的对于自身认识的最高水平。同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论是“五族共和”的口号,还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纲领中有关民族同化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前者,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即曾指出“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25后来,他也曾对北洋军阀政府借“五族共和”之名而保留满蒙等族王公的封建特权的做法予以斥责。但是,“五族共和”口号的上述种种缺憾,并未妨碍它在当时条件下成为团结教育中华民族的一个最有影响的口号。我国老一辈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中有的人当年就是由“五族共和”的口号了解到中国原来不只有汉族一族,而且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26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藏族人民及其领袖,也是通过“五族共和”的口号了解到辛亥革命的实质的。

  辛亥革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复辟帝制已不再可能。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均以共和政体相标榜。“五族共和”口号中的“共和”二字已渐失其现实意义而不再为人们所提起。但“五族”的提法却在相当长的时期为国人所沿用。“五族”既源出于“五族共和”的口号,因而就有着极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是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在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尚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中华民族就是由这五个民族所组成的。西藏达赖十三世、班禅九世等藏族领袖人物接受和赞同“五族共和”的口号,表示要“同谋五族幸福”,说明他们明确认为藏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应该指出,近代藏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于“五族共和”口号的拥护,绝不是偶然的。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开始,藏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就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从元代以来的七百余年间,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同处于一个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西藏僧俗领袖从中央王朝取得各种封号,以号令部属,治理地方,形成为传统。清代,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治理达到了十分完备的程度,建立起一套规范的行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也侵入了西藏。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丫道进行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尽到了自己的光荣责任。藏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着深厚而坚实的历史基础。正因为如此,当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促使中华民族迅速觉醒的时候,藏族也同中华民族的其他成员一样参与了这个觉醒的过程。藏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

  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核心。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内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五族”的提法也曾在党和红军的文件中有所反映。例如,1929年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在一份司令部的布告中就申明“满蒙回藏,章程自定。’27其中提到的各族即是“五族”中除汉族之外的四个少数民族。至全国杭战爆发前,党的文件中列举的少数民族已不止四个。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政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间题的理论,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进行民族识别,正式确认了国内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五族”的提法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对于近代历史上“五族共和”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对于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通过接受和赞同这一口号而达到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我们应予充分的肯定。

  还应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矛盾,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五族共和”的口号提出异议。一些国家在承认当时的民国政府时,即表示承认中国为五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例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1919年12月在其关于西藏问题的五点声明中就明确表示“尊重中国为五族共建之国家”。28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尽管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中国的发展和强盛,但是,仍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敢于公开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敢于公开提出藏族人不是中国人。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西方国家一些具有学者身份的人热衷于从历史的、法律的角度为“西藏独立”的活动推波助澜,寻找根据。在近来出版的这类论著中,最有影响者当推范普拉赫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在从历史上为西藏独立寻找根据时,范氏也没有忘记对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口号予以讥讽甚至否定。他把民国总统袁世凯宣布“五族共和”的命令描绘为“甚至在北京市民看来都是没有份量的”,“对西藏和蒙古更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试图让世人相信,所谓“五族共和”,只不过是民国政府提出的与中国的历史并无联系的“新设计”,是汉族人“一直向世界其他国家宣称藏族已经是中国的‘五族’之一了”。29范氏之流既不知道在震世凯之前,清廷就已承认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恐怕也更不愿意知道,这一口号后来无论在新疆、内外蒙古,还是在西藏,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0而达赖十三世和班禅九世均明确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为实现这个口号的精神而作出了贡献。但是,无知不能成为论据。而范氏对许多不利于“西藏独立”论的史料的有意回避,只能反映他内心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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