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3)

　　朱绣在其所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一书中对此行做了详细的记述“（1919年），国务院电咨甘督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轻骑减从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十一月二十四日朱绣等抵拉萨……二。（1920年）四月上旬、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祖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以而为之。……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15治此后，达赖十三世还派遣专人赴甘肃省督军张广建处报聘。

　　1919~1920年，朱绣、李仲莲的西藏之行，使辛亥革命后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时期“五族共和”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沙俄挑唆下外蒙古一度独立的事实，也唤起国人更加警惕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一些报刊载文，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频频入藏表示不安。特别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将关于“西姆拉条约”一事与英方的交涉公布之后，国内舆论哗然。1919年10月，四川省议会讨论川边与西藏问题，提出议案称“边藏幅员百倍于青岛，利害关系亦远过于青岛，川人宜群起愤争，全国宜一致进行。”要求通电当时的南北政府，一致拒绝英使干预川边划界事，拒绝英帝干涉西藏一切政治。16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也通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蒙藏院及云南、四川、甘肃等有关方面，电文称“西藏固中国之领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阅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17坚决反对屈从于英帝的压力去承认“西姆拉条约”。12月，《上海国民日报》刊载了留旧学生的通电，内称“西藏者，中国之版图也。领土主权，自始属我。……民国创造之初宣布五族共和，旗成五色，政尚平等。……当时各友邦之承认民国，对于汉、满、蒙、回、藏五族组织民国之宣言，以及……五族人民所据之地域纯为吾国领土之布告，未闻有何等之异议，亦未尝提出何项之限制，即英人亦无否认西藏为我领土之论。”通电指出，西藏系我西南屏障。英人一旦控制了西藏，则可侵入四川，并进而沿长江东下，而图谋其他各省。留日学生在通电中要求政府，“对于边藏，速取决然之处置，切不可敷衍迁延，致蹈外蒙以往之覆辙。”18国人的觉醒和呼吁，是促使北京政府派朱绣一行入藏的重要原因之一。

　　达赖十三世一方，在辛亥革命后的八年间，对民国创立后提出的“五族共和”的口号已有所了解，并已从当年刚刚返藏时的偏激情绪中摆脱出来。他对英帝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深知若宣布独立，脱离祖国，西藏必致落入英帝手中。因此，尽管他对当时的北京政府心存种种疑虑，还是热情接待了朱绣等人，并表示“余誓倾心内问”。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十三世明确提出了“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在目前能够见到的汉文史料中，这是达赖十三世第一次使用“五族”的概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五族”的含义十分清楚。达赖十三世表示要与国人“同谋五族幸福”，说明他同样认为藏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藏族人是中国人。

　　朱绣一行离藏后十年，国民党政府又派出刘曼卿入藏。当时正值第二次康藏战争期间，刘曼卿向达赖十三世“自述所负使命”，告诉他南京政府“所有措施，一依总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进行，积极的努力于五族之真正共和……。”达赖十三世则对刘曼卿明确表示不背中央，“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兄弟阋墙，甚为不值。……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9在与刘曼卿的交谈中，达赖十三世再次肯定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三年，他即溘然长逝了。在当时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外有英帝的拉拢压迫，国内政权把持在反动势力手中的情况下，达赖十三世作为一名藏族政治家和西藏的政教领袖，在其有生之年，尽管做了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但始终没有亲自称尊，宣布西藏独立，一直认为藏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难能可贵的。达赖十三世有功于中华民族。

　　藏族人民的另一位领袖班禅九世与达赖十三世一样，也是赞成“五族共和”的口号的。尤其在1923年被迫离开后藏前往内地后，他为祖国的统一富强与中华民族的团结幸福而积极奔走呼吁，不仅实践了一名佛教徒“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宏愿，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早在1925年，北京政府召开善后会议，班禅九世即致函与会代表，敦促各方“尽释前嫌，……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建设一个“五族共助”，“财政富足，民生安乐”的中国。随后，又在《班禅致善后会议消弥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中重申“五族共和”的口号，号召中国“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弟兄、如手足”，共建国家，并对国内军阀混战，当政者漠视边疆少数民族，在建设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等问题上“徒作纸上之空言”的状况提出了批评。20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9年，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班禅九世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最亲爱之中华民国五族同胞钧鉴：中华民族分崩扰乱十七年，内受军阀之蹂，外遭列强之压迫，使五族同胞各不相顾，甚至情形隔膜，痛痒莫关。西藏远处西陲，所受影响尤深……。”接着，他又对帝国主义在西藏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怂恿西藏独立的阴谋予以揭露，抨击了西藏少数“亲英派”的所作所为。班禅九世明确地指出：“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班禅九世在宣言中还申明了自己前来内地所抱的宗旨，其中第一条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最后，他由衷地呼吁政府及全国同胞“群起注意藏事”。

　　这一宣言表明，班禅九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有相当明确的认识。他不仅一般地赞同“五族共和”的口号，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已经注意“征诸历史与地理上之关系”，说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斥责西藏内部极少数亲英派在帝国主义怂恿下所进行的“西藏独立”活动。他在宣言中指出，搞“西藏独立”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违背了“西藏本身之利益。”他在宣言中回首往事说：自己“抵内地以后。转瞬六年，只因内乱绵延，中枢无主，班禅满腹苦衷，无门告述”。对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他寄予厚望，要求将“孙中山先生所遗留之主义及政纲、政策……实现于整个之国土”。21这一宣言，集中地反映出班禅九世爱西藏、爱祖国的真挚感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内，尤其在1932年后出任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期间，班禅九世奔走于东北、内蒙古、青海等满、蒙古、藏族地区，宣传“五族一家”的精神。他对“五族一家”的宣传，散见于各种文电、信函、演讲、报告之中，直到1937年在青海圆寂。他在遗嘱中申明“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号召西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实现藏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22班禅九世的一生，不愧是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一生。

　　应当指出，藏族领袖人物接受“五族共和”的口号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既与当时国内的舆论宣传有关，也是同当时中央政府的努力分不开的。蒋介石在1927年叛变革命后，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奉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纲领，并为解决藏事做了一定的努力。1930年派刘曼卿女士入藏即其一例此外，蒋氏还多次致函达赖十三世、班禅九世和其他西藏上层，以“五族共和”的口号相号召。1929年在致函达赖十三世及噶伦时，蒋介石均一再提到‘西藏为我中华民族之一”，表示希望“藏民咸知五族共和之真谛”，以达“五族振兴”之目的。年蒋氏复函班禅九世时也表示“中央将本民族主义，将五大民族冶为一炉，合组成一中华民族……”23对于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做的努力和有益工作，我们今天应当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