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2)

　　基于上述认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3年对革命派的反满排满宣传提出了质疑：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必离满洲，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建国乎对上述问题，梁氏当然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即反满排满，是为了结束清朝这个“恶政府”在中国的腐朽统治。汉族可以而且应该与满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一起建立一个新中国。在当时，民族主义思想正唤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觉悟，唤起他们投身于挽救国家危亡，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的时候，梁氏提出了他的“大、小民族主义观。”他说“吾国言民族者龙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还提出在对待满族的问题上，要摒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⑧他所提倡的“大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我们今夭所说的大民族主义。他的“大民族主义”中不仅包含了视满族为中国民族的认识，而且包含了汉族联合国内满、蒙、苗、回、藏诸少数民族建立统一国家，共同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给了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以启迪，并为日后“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在同康、梁为首的立宪派的辩论中同样敏锐地觉察到，自己队伍中有些人的反满排满宣传确有偏激之外，如果对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容忍迁就，则将危害革命事业。正是从1905年、亦即同盟会成立的那一年起，他修正了自己过去对满洲民族的贱视态度，申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什么“种族复仇”，而是推翻清廷，去除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去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残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⑦这就进一步辨明了反满与革命的关系。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连当年反满排满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也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满人“亦是中国人民”，应与汉族平等共处于一国之中。⑥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一面坚持“共和”的主张一面承认了中国境内的满、蒙、回、藏诸族同为中国民族，明确提出了革命目的，“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的口号。拐在这样的形势下，国人对西藏与对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日益注意与关心。

　　二、藏民族对五族共和口号的赞同

　　清朝后期，封建统治者对西藏人民的民族压迫日甚一日。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突出地表现为压制、破坏西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强迫西藏人民接受清朝与英帝签订的出卖国家主权，违背藏族人民利益的各项协定、条约，屈服于英帝的压力，强行在印藏边境开埠通商。清朝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藏族人民及达赖十三世的强烈不满。达赖十三世一面代表藏民族的利益与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行斗争，一面又代表西藏僧俗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在抗英失败之后，采取借助沙俄，及英帝国主义的办法与清廷对抗。这又招致了清廷的猜忌和怨恨，乃至在辛亥前夕夺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英帝则又利用我国国内的民族矛盾，挑拨离间，鼓动西藏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五大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新中国。在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压力下，在“五族共和”口号的感召下，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很快即被迫同意交出政权，并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1912年2月隆裕太后在以其名义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表示因“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⑩袁世凯上台后，也立即宣布“现在政体改革连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1这就表明，在民国取代清朝的政权交替过程中满汉两族的统治者都承认了“五族”同为中国民族的事实，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蒙古地区在辛亥革命后发生了分裂。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宣布独立而内蒙古王公则反对独立明确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2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辛亥时期“五族”中的回族所指并非今日我们说的回族，而是当时被称为“回疆”的新疆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由于新疆是“蒙、藏、回疆”三大少数民族地区中唯一业经建省的地方故此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最为密切，政权交接也与内地的情形大致相同。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的各族革命党人建立了“五族共进会”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

　　西藏的情形较为特殊。由于历史、地理及社会发展诸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对于西藏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加之在清廷的压迫和英帝的拉拢下，达赖十三世又出逃英属印度，受到英帝及一帮亲英贵族的影响。因而在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局面混乱的形势下，达赖十三世于1912年甫经返藏，即将清朝驻军由印度递解出境，并中断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达赖十三世从未正式宣布西藏独立。而袁世凯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五族共和”。随着对英帝以及国际国内局势认识的深化，达赖十三世逐步转变了对中央政府的态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最终接受了“五族共和”约口号。应该指出，在近代藏族人民认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过程中，达祯十三世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间一直未能建立直接联系，但间接的联系从未中断。1912年3月，袁世凯以总统名义发布“劝谕紫藏令”。同年10月，又宣布恢复达赖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并为停止康藏间的战事而致电达赖十三世。其中均提到“共和成立，五族一家”、“五族联合，组织新邦”，13呼吁以达赖十三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恢复与中央的关系。达赖十三世则于1912年10月致函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并于年月委派代表罗布桑车珠尔驻京。就是这位罗布桑车珠尔，曾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筹备货斧，遣派熟习藏情之大喇嘛耶西原丹扎木苏等前赴西藏宣导劝解，……宣示民国成立，优待蒙藏及五族共和之要旨”，及时将内地的政局变化告知西藏上层，使得“达赖喇嘛始有内向之心”。14

　　然而，在英帝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及1917——1918年的第一次康藏战争期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仍无明显的改善。这种局面，直到1919年朱绣、李仲莲二人进藏面见达赖十三世，才发生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