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

辛亥革命网 2010-12-11 00:00 来源:西藏研究1995年第一期 作者:胡岩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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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族共和”的口号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象“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年月,孙中山先生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①此后,“五族共和”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成为当时共和制的新中国与清政府统治下帝制的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五族共和”的口号表明,藏族是构成中国五大民族的成员之一,西藏地方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达赖十三世和班禅九世为首的藏族领袖人物,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经过反复的思考,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口号,承认藏族是中国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中的一员,从而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藏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过程的重要内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反映了藏族与汉族等国内其他民族间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的密切联系。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无疑将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认识,打击国内外极少数人鼓吹和挑动西藏独立的活动,提高我们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

  一、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

  “五族共和”这一口号是对下述思想主张的概括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平等地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上述思想主张最初形成于辛亥革命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反对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主张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制度的康、梁等人,对“五族共和”思想主张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沦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所以没有公开瓜分中国,乃是为了维护他们更大的侵略利益。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了列强在中国的“税吏”。面对着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纲领,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惨祸,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幻想,决心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但是,这样一场革命却还缺乏理论和舆论方面的必要准备。

  1906至1907年间,一方面以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同时也暴露出革命党人理论方面的重大缺陷。

  革命党人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驱除挞虏,恢复中华”。这一反满的口号在辛亥革命前发挥了唤起民众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由于清朝是由满洲贵族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而清朝统治下长期遭受民族压迫的汉族人民又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反满”的口号来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反满的口号也有着内在的缺陷。它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在民族问题上,一些激进的革命家认为,满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他们把500万满族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反对,称满族人为“野番”、“贱种”,②甚至声称要“诛绝500万有奇之满洲人”。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为,是否推翻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推翻满人的统治而建立汉人的统治。就连孙中山先生也一度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认为清朝政府不是中国政府。④一场以反满为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面临着某种转变为国内满汉两族间的民族仇杀的危险。

  在与革命党人进行的论战中,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敏锐地觉察到,把满族视为外国人,不承认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既有悖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也不利于中华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斗争。他们一面鼓吹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主张在中国保留帝制,一面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理论介绍给国人,并尝试用这一全新的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而在这后一方面,他们早在革命派之前把握了真理。他们提出的中国民族观,对于后来“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康、梁等人在本世纪初提出新的中国民族观,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一方面,以“严译”为代表的大量的西方政治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使得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眼界大开,使得他们能够跳出已经沿续了数千年的“华夷”观念的巢臼,从一个更高的、全新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民族问题另一方面一场行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和挽救国家危亡的迫切任务,也迫使他们迅速和明确地回答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谁是同族,谁是异族的问题。革命党人激烈的反满宣传,使得他们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康、梁提出的中国民族观,首先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他们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反对共和,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除了需要指出革命的巨大危害与中国不具备实行共和的条件外,还有必要说明清朝的皇帝就是中国的皇帝,满族人也是中国人。

  早在1902年,针对当时革命派己经提出的反满主张,康有为就在其《辨革命书》中指出,无论满族抑或蒙古族,“皆吾同种”,都是中国人。清朝统治者“割地胃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于满洲全籍人无与也”。⑤笼统地排满反满,有导致中国分裂乃至亡国的危险。无疑,康氏此文意在粉饰从顺治到光绪的历代清朝统治者,美化帝党而反对革命。但是,其满洲人是中国人的论断,则是正确的。

  中国人,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中,有人认识到满族是中国的一个民族,这在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历程中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承认满人与汉人一样同为中国人,也就否认了只有汉人才是中国人,中国仅仅是汉人的国家的观点。既然满人是中国人,那么,蒙古人、回民、藏人等等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当然也是中国人。直到那时中国人才开始明确地认识到在民族问题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同西欧一些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任何社会变革,都须以这一历史事实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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