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5)

　　而对于“自由”，民初教科书认为：“所谓自由者，即天赋之人权是耳。凡人之身体、财产、名誉、信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营业、家宅、书信等。苟非依法律，皆不得干涉其自由，此人民固有之权利也。虽然自由者，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原则，若任情放恣，藉口自由，非特有损道德，拟亦违背法律，人苟以自由为贵，宜知自处之道矣。”[29]11

　　5、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

　　公益事业就是非营利事业，其目的不是谋求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现代社会的公益事业多指国民公有公用和公共利益的事业。一般而言，属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有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是人类社会，它们同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紧密相联，做好这些工作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清末民初教科书开始突破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注重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教科书中常见的课文有《公益》《公益机关》《国民教育》《义务教育》《博爱》《博爱及公益》《慈善》《慈善事业》《红十字会》《扶弱》救恤》《兴教育》《教育》《受教育》《图书馆》《博物院》等等。

　　《国民教育》突出了对教育的重视：“使全国人民知己身与国家之关系，而从事于爱国之道，谓之国民教育。士有国民教育而后能出其言论思想，为国人之先导。农工商有国民教育而后能勤耕作，精技艺，阜货财，以开国家富强之源。军士有国民教育而后能禁暴安良，保民御侮，维持国威于不替。女子有国民教育，而后能修身励学，振家庭教育，以立国家养育人才之基础。若是乎，国民教育之不可以已也。我国学校渐兴，法制日备。子女既达学龄，为父母者，当使之入学，不可迟缓。而为学生者，亦当黾勉求学，以冀道德智识日益发达，学术技艺日臻完美，此不独有益於己，对国家之道亦在於是矣”[30]《慈善事业》很好的展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聚人而成国，聚国而成世界。世界之上，同为人类，皆宜相爱。推其相爱之情，发为周急济贫之举，是为慈善事业。人生至苦之境，莫如饥寒与疾病。彼贫民之失业者，老弱、残废之无依者，遇饥馑、兵灾而罹其殃者，设无人收养而存恤之，其曷以自存欤。吾党见宅心慈善者矣。其慕义趋事，惟恐不及。蠲资产以助之，劳心力以营之。流离之民，赖以免于死亡者，何可胜计。此吾党所宜取法者也”。[31]

　　三、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之特点

　　1、启蒙进程：由渗透而管涌

　　所谓渗透主要是1912年新学制之前的时间里，民主政治的宣传在教科书中还是局部而微弱的，有时甚至是隐秘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逐渐的，启蒙的强度加大了，表现之一是同样的内容开始反复出现反复强调。如《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均有“三权分立”的原则反复出现。与民主政治相关的课文标题许多都是一样的，如《地方自治》《国体》《政体》《公益》《法律》等课文，均多次重复出现在不同的教科书中。据笔者初步统计，以《地方自治》为名称的课文在时间很近的3套教科书中出现过8次，以《公益》为名称的课文则出现过7次。

　　所谓管涌就是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突然间在教科书中全面反映并涌入学校，涌向学生。这主要在1912年新学制颁布后，伴随着新式教育覆盖全国，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32]由于学生人数的迅速增加，对教科书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1912年6月初版、1913年2月46版、1922年2月1931版、10年之间共销售八千万册之多，1926年7月2358版；《新式修身教科书》1916年1月印刷、1923年5月90版。1913年中华书局的《新制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5册，1913年2月初版，仅仅一个月后就到了第4版。《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1921年1月发行，3月就到了第9版，《新法修身教科书》1920年1月初版、1922年6月95版等等。民主政治在教科书中的滴滴渗入，终于发展到溃堤般铺天盖地涌来。

　　2、启蒙内容：由零散而系统

　　在西式教科书引进阶段，教科书对民主政治的启蒙最早是零星的反映在《瀛环志略》《地理全志》《大英国志》《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地理、历史及公法类教科书中的，此类教科书的读者群基本集中在教会学校和少数新学堂。后来国人开始自编教科书，于是从蒙学的识字课本到中学的史地修身类教科书，民主政治启蒙迅速推开且日益系统化。1902年作新社出版的留日学生杨廷栋著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学用）》，标志着民主政治的相关内容开始学科化系统化，此后与民主政治相关的专门政法类教科书在学校不断涌现，常见的有：《国际法学》《桐城吴氏法律学教科书》《法制教科书》《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法律学教科书》《中华中学法制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要》《共和国教科书法制概要》《新制法制教本》《最近俄罗斯政治史》《近世德意志政治史》等。以《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该书1917年1月初版，10月就是45版了）为例，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总说》有“公民、公民之资格”二节，第二章《公民之权利》有“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三节，第三章《公民之义务》有“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四节，第四章《地方自治》有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三节，第五章《国家之组织》有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三节。内容的学科化系统化趋势很明显。

　　3、启蒙追求：重民本而轻人本

　　我们看到，清末民初教科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突出“民本”之集体意识的唤起，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民主政治人本”的本体价值的追求强调不足。因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同时，巨大的传统文化影响，使教科书的编撰者的心灵深处，一方面在现实的挤迫下体认了西方民主政治中对个体本位价值观之尊崇，另一方面依然崇尚中国人生理想之社群本位的无我境界，正是在生命意义这一终极价值问题上，教科书的编撰者表现出深刻的价值矛盾。由于没有一开始就强调民主政治“以人为本”的本体价值追求，清末民初教科书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思索、制度设计与实践推进等均服务于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要求，使得教科书的政治性色彩在我国一直非常突出。因为在中国“民”之概念大不同于“人”，它是一种群体的、整体的、抽象的概念，是人民是民族，而不是个人。传统民本思想很容易与民主套上近乎，严格地说，教科书无不把“民为贵”作为最高的境界来追求，而且不曾有什么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