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教育学报 第6卷 第1期 作者：石鸥 吴小鸥 查看：
文章原标题：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1]在1840到1919年的前后八十年中，从魏源、康有为，到孙中山、陈独秀，反封建、争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歇过，犹如黄河之水，一浪高一浪地奔腾向前。但思维变革的艰巨性决定了启蒙的渐进性，正如康德所说：“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能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2]中国社会要从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走向民主，只能走启蒙之路。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在注目世界、寻找强国御侮之道的过程中，新学堂全面登场，我国教科书现代化的帷幕由此拉开，上演了一出通过教科书传播启蒙的文明大戏。现代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精神与社会方式是通过教科书被千百万民众所初知的，也是通过教科书普及并显示其力量的，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正是通过教科书才得以浸润并激荡到社会各方面的，这个由教科书相伴随而势不可当的民主进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峰。
一、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
民主政治启蒙之过程清末民初教科书是新式学堂的基本教学内容，是读者最多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文本，它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的价值甚至超过那些思想家和改革家。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的对象而成为浸润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广大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的正是浅显易懂、绝大多数人都能朗朗上口的教科书，而不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们深刻的高头讲章。或者说，能够认同这些大学者大思想家的观点的人都是从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笔者认为清末民初教科书对民主政治的启蒙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
1、首倡期（1840-1896）：民主政治的基本概念及内容在教会及洋务学堂的教科书中开始呈现鸦片战争后，国人不断反思中国积弱之源，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也开始接触并认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1866年总理衙门特别刻印并列为同文馆教科书的《瀛环志略》（徐继畲，1848）就以相当的文字介绍和赞扬了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文官制、选举制度、分权制等，不仅将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瑞士称为“西土之桃源”，[3]还将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创始人华盛顿尊为泰西古今人物”之首，并称赞其“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办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4]当时，《地理全志》（慕维廉，1853-1854）、《大英国志》（慕维廉，1856）、《智环启蒙塾课》（理雅各，1856）等教会学校教科书都出现有各国政体的介绍。
作为京师同文馆教科书的《万国公法》（丁韪良，1863），比较详细阐述了西方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如君主制、民主制，自主国、半自主国，主权取决于君、取决于民等等，尤其是介绍美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时，对三权分立的制度和观念作了详细阐述，如立法权归国会掌握、行政权归总统行使、司法权由法院执掌等等。该书将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选举、人民、司法、自治、国会等一一呈现，许多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此后，京师同文馆又在丁韪良主持下陆续翻译了一系列与民主政治相关的教科书，如1876年的《星轺指掌》、1877年的《公法便览》、1880年的《公法会通》等。《星轺指掌》系统介绍了各国政体的区别，各国政式不一，有君位世传而君权无限者，有君位世传而君权有限者，二者皆谓君主之国，复有庶民公举国主而其位限有年数者，是谓民政之国。凡君权有限之国与民政之国，皆公举大臣会议国政，是谓国会，君位虽尊而权执往往操之于国会也。凡君权无限之国，莫不设有议政院，其大臣皆由国君简派，而君权有限之国及民政之国所设国会亦以议政院称之。君权有限之国及民政之国率由国会公议以制法，国君秉权而行法，复有专设法司以执法而审讯不法之事者，此谓之“法院或曰法堂”。[5]《星轺指掌》是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领导下的同文馆的官方出版物，这使它在介绍“三权分立”原则时意义更加突出。《公法便览》将《星轺指掌》“三权分立”的内容又全文重复了一遍，足见其鼓吹之意。《公法会通》再次将有关民主国家与“三权分立”的原则重复了一番，[6]不断强化了基础的民主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