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2)

　　这一时期教科书对民主政治启蒙内容的宣传不具备系统性，而且主要是在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使用，其影响范围有限。

　　2、扩张期（1897-1911）：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在学堂和书坊教科书中大量渗入并开始系统化。

　　甲午战争后，新式学堂不断涌现，民间书坊、学堂甚至个人编撰出版新式教科书风行一时，民主政治的相关内容开始有意大规模渗入教科书并出现专门的政法类教科书，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日益系统化。1901年，上海澄衷蒙学堂印行的《字课图说》，名为识字课本，但不少民主政治概念渗入其中，如对“统”的部分解释是：今欧洲称民主之国君曰伯里圣天德，译义即“大总统也”[7]等。1902年作新社译书局编译的《万国历史》出现有“法兰西革命”等内容。1903年支那翻译会社发行邵希雍译《万国史纲》，也有“政治革命时代”等内容。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秦瑞玠编撰的《蒙学西洋历史教科书》，认为“大抵斯巴达之政治则专重贵族主义。雅典之政治则专取民族主义也”。[8]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及《最新修身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专门论述民主政治的课文，如《法律》、《守法》、《公益》等课文。1905年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出版的《迈尔通史》，出现了“国政改革时代”的内容。1906年6月，最早大量出版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出版了白话教科书《蒙学论说实在易》4册，书中比较集中的出现了与民主政治相关的课文，如《植国之要在法律论》、《欧西政治多博爱主义论》、《泰西国民有议政权论》《公法私法论》、《妨害公益者社会之贼论》、《日本刑罚论》、《国政无一定程式论》等。[9]1906年9月，清政府发《宣示预备立宪谕》，商务印书馆在当年12月初版的影响极大的《最新国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堂）》第一册就表明，本编详列“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国家之思想”。[10]前五篇课文系列推出了相关内容：“第一课《预备立宪》（内容就是《宣示预备立宪谕》）、第二课《君主立宪》、第三课续、第四课续第五课《庆祝立宪歌》等等。这一阶段，出现了被小学应用为教科书的所谓国民读本”，这类读本对民主政治的启蒙有重要作用。如1903年文明书局初版的朱树人的《国民读本》明确说明，“凡无国民教育之国，百姓于国家之谓何，政事之为何，茫然不识也。国民教育主使君民一德，通国一心，政令之行如水之易，其效之极处，则能使百姓自出才力以备国家之不逮”，论述了“政体、官制、学校、军政、赋税、法律、交通、警察、民政、户律、宗教之名义制度，国民与国政之关系，及国民于国政上应享之权利、应尽之职分”。[11]190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新国民读本》，1908年中国图书公司初版《军国民读本》两编三册等。都体现了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中学出现了不少专门的政法类教科书。这与清学部的规定和留日学生有关。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12门课程。法制理财类教科书随之出现。而且晚清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暂用书目的时间为1910年。这样，学堂有需求，政府无控制，关于民主政治类教科书才得以不断涌现。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地类教科书在民主政治的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正值留日高潮，而政法科是留日学生中的一大分支，从1905-1908年，中国赴日的公费法学留学生约有1145人，[12]而1908年仅从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的学生就达1070人。[13]从1902年开始，留日学生不断编译政法类教科书以供国内学堂使用，常见的有：《政治学教科书》（杨廷栋，1902）《最近俄罗斯政治史》（富士英，1902）《近世德意志政治史》（富士英，1903）《国际法学》（汪郁年，1903）《桐城吴氏法律学教科书》（吴闿生，1905）《法制教科书》（宏文学院，1907）《法制理科教科书政治学》（杨廷栋，1908）《法律学教科书》（杨廷栋，1908）《国家学讲义》（雷奋，1909）《地方自治讲义》（雷奋，1909）等。

　　这一时期，民主政治的相关内容在教科书中大量出现并逐步系统化，而且随着教科书的广泛发行而影响远播。辛亥革命能够一呼百应已经是情理中的事了。

　　3鼎盛期（1912-1921）：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在全面变革的教科书中坚定表达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1912年的《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明确指出，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伴随着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及全新资产阶级教育宗旨公布及新学制的实施，教科书中民主政治内涵全面展现。

　　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并发表《中华书局宣言书》，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号召：“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明确宣布其出版宗旨是：“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14]从1912年1月开始，中华书局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该套教科书的重要特点就是顺应了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较系统的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内容。他们聘请了民国初期由教育次长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为编辑部长，于1912年12月又推出了《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刻意从新教育的角度体现教科书的时代特色，注重国民常识“以立国民参政之基础”，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15]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也采取了两条措施以适应革命的新形势：一是将旧有教科书按教育部通令精神大加改订；二是立即编辑新的教科书，以适应新时代教育的需要。他们力图从根本上理解共和政体下的教育实质，争取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均适合新时代，于是将1912年4月开始出版的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定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其编辑要点包括“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等。[16]《共和国新教科书》由于其宗旨比较适合共和，销量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