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5)

　　九、思想文化史

　　讨论较多的领域有：思想史学科涵义、学术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思想观念变迁。

　　关于思想史学科涵义的探讨有所深入。对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有学者提出应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如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途径和经验。在此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即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关系。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尤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及其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61]也有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应该注重精英思想的来龙去脉，而一部民众观念史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地道的思想史。因此，不可将精英思想与民众思想的互动纳入思想史研究的领地，不应将思想史学科边界盲目扩张，否则就不能确立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62]还有学者提出，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九大关系需要处理好。一是学科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二是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括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三是时代精神问题，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63]

　　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新作较多，以下几项研究值得注意：一是以廖平与蒙文通师生之间的学术承传为例，考察近代学术研究从经学向史学转变的进路。认为，蒙文通的“古史多元论”、“大势变迁论”都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加之受廖平的“经学系统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观念的影响，于是在近代“经”与“史”地位发生激烈转变的学术背景下，开始用历史的思维处理廖平以经学思维提出的问题。[64]二是以《教学通义》为切入，考察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教学通义》所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基于经世理念的古今兼用的趋向，上书活动的失败，使康有为经学思想发生转变，调整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辟了以匹夫自任“合民权”以保国、保种、保教的新的理论与策略，与这种思想相表里的是对孔子的重新诠释与今文经学立场的确立。[65]三是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审视晚清史学的转向问题。指出，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接纳，使史学的“用”途进一步强化，而并无多少“学”的意味，也难以彰显现代学科意义。中西历史“会通”之后，“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当“历史之范围”毫无边界可言时，则又影响着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66]四是考察清末特别是民国时期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清季知识人提出民史的概念，并认识到用西方新起的考古学与社会学来弥补远古历史不足之重要，经过民国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使民史的重建渐具雏形。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令史家困惑的倾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史学以史料为依据，而考古学与人类学基本没有自己的文献记录，都强调实地作业，要解决此一困惑，就要“回到历史现场”。[67]五是考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时间和内涵问题。认为，这一转型始于戊戌时期，其主要表证是：学术价值的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初步萌生、以学术分科细密化为特征的整个现代学术结构观念体系初步形成、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根本理念初步确立、现代学术机制变革与建设的综合性起步、白话文运动的萌芽与现代新“学语”大量传播的肇始等。[68]

　　在思想家的思想研究方面，涉及的人物主要有：包世臣，与龚自珍比较，他更早开展社会批判、倡导社会变革，并提出了更为先进的改革主张；与魏源比较，他领先倡导漕运、盐法改革，但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并未能像魏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的思想，对社会的贡献也很难与魏源相提并论。[69]梁启超的文化取向，在欧游前与新文化运动相一致，欧游归来则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坚持反对“科学万能”论，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因此，梁由反省现代性归趋于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70]梁启超在《新民说》时期的“群”的理想，乃是一个以政治美德为中心、国民信仰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共同体，其中，个人与群体、公与私都处于互动的、和谐的关系。他将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叙事脉络中加以论述，代表了一种中国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71]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72]孙中山的自由观有一个从重视“国民自由”转向“要大家牺牲自由”“为国家争自由”的演变过程，有其独特逻辑和立论基石，并且是在会通中外思潮的基础上“益以创新”的结果。[73]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属性，它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产物，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74]

　　此外，还对一些重要成说提出了新的见解。一是关于经世思潮，有几种新说提出。一种说法认为，经世思潮兴起的思想理论基础不仅仅限于今文经学这一个因素，还包括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75]另一种说法认为，经世之学对西学输入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使之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了种种弊端，如过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严重影响了学术独立。后经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大加矫正，使清末民初学风从“明道致用”走向“求真求是”，并追求创建西方那样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界”。[76]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便频繁出现。其实，“经世致用”的提法是不妥的，“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77]二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论者认为，胡适等新文化人有意区分“问题与主义”的起因，主要是针对当时主导北京政权的安福系，因为当时安福系也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主义”作为其研究对象。在胡适看来，既然“主义”方面大家不太分得出彼此的程度，那么研究具体问题或不失为一种选择。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的问题，则涉及更为宽广的面相，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的二分法涵盖之，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群体尚在形成之中，各自皆难看出系统一致的看法。[78]

　　上述所述，只是在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但也可以反映本学科研究，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创新课题探讨，深化老课题研究的基本动态，以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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