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4)

　　八、社会史

　　值得注意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市民社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再度成为热点；二是社会慈善事业史研究进一步深入；三是城市和农村社会更受关注。

　　关于市民社会研究，成果较多，无论在概念探讨上还是实证研究上都有新的发展，提出了这样几种观点：对于市民社会理论，有人认为，将其应用于中国有四个缺陷，其中与历史有关的缺陷是：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说”，缺乏历史和现实依据。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商会，在中国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商会是新诞生的一个社会组织，其作用不足以影响中国社会整体，片面地过分突出商会，使人产生商会就是市民社会的错觉。[42]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条件，有人提出，晚清中国虽然并没有生成欧洲式的市民社会，但知识分子类群的出现，必然会营构公共的活动空间，而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刊，是诸种公共空间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并成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论坛。这些报纸作为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一方面聚合了知识分子类群，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化条件。[43]对于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有人认为，它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此时出现了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经济组织，在80年代继续发展，90年代特别是戊戌变法时期走向成熟；其主体是资产阶级，其活动空间则是《申报》、格致书院和中西书院等。[44]对于公共领域的类型，有人指出，它不同于欧洲，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学校、报纸和学会为代表，以集会和通电为补充，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另一类是以会馆、公所、慈善机构和商会为代表，地方士绅和地方精英在地方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按照他们指定的规则运行，同时要求公共权力来公断和调停其内部冲突。[45]此外，还有学者以南社为对象研究民间社会的变迁状况。指出，南社成员的世界以内向和外向两种方式呈现，内向呈现的社会圈子狭窄，听众或公众只是社团私域中的同道。而外向呈现则圈子广泛，伸延至民间社会，使南社成员能够引领公共舆论，以他们颇具震撼力的人格魅力和舆论导向影响民间社会的变革进程。[46]

　　关于灾害救济和慈善事业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对于1922年10月成立的世界红卍字会，有研究认为，该会历年经办的赈济活动集中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作为非官方社会保障系统，所从事的种种慈善救护和赈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缓和了社会矛盾。[47]对于慈善救济的主体，有学者以皖江流域大和州为例，通过1901年长江特大水灾中和州官绅对灾民救济活动的对比分析，指出：无论灾时安抚灾民还是灾后赈灾自救，政府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绅士只起辅助作用。[48]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城市社区的救助活动中，商人、士绅举办的救助活动是民间福利事业的主体，基督教会举办的慈善救助和下层民众组织的互助亦是民间福利事业的重要形式，国家举办的救助活动反而居于次要地位。[49]在上海，旅沪浙商是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50]对于慈善事业的时代性及其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问题，有学者认为，古代的慈善事业重在“收养”，晚清以后，教养结合的慈善机构渐趋增多，使慈善事业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51]还有学者认通过考察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发现在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仓储这一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在管理方面发生了变化，其社会保障功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障的面不断扩大，保障的层次也有所提高。[52]还有人通过对晚清义赈兴起从江南到华北这一基本行动态势的考察，认为这种行动态势和意识表达了一种“跨地方的地方性实践”逻辑，从而对通常地方史路径的空间观提出了挑战。那就是，要改变以往地方史研究缺乏整合的状况，一个重要着手点就是改变将地方空间作为孤立实体的做法，而应更加重视不同空间的互动关系。[53]

　　关于城市管理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20世纪初在津京首创的警察制度，它在组织机构、职能运作、价值观念等方面都迥异于传统的治安机构，警察负有维护城市治安、街道整洁、民众饮食卫生、公共交通秩序、清除城市积弊、整饰社会风化等多方面的责任，由此成为城市文明的塑造者，在城市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54]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成立的占领军政府——都统衙门，它负责城市的治安和管理，使天津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也使新的技术和西方近代市政制度传入天津。两年后，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政权，解散都统衙门，推行北洋新政，使得天津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局面。[55]1930年代时北京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为解决污物管理混乱状况，市政当局拟将之收归市办，由于事关行业的经济利益及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受到粪商及粪工的联合抵制。此后，政府改变策略，实行官商合办，完成粪道登记和粪具更换，污物管理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56]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源头，应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河北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的创立，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形成，迈出了重要一步；江苏无锡惠北实验区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保健村实验，在汲取定县医疗保健制度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创新。[57]

　　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有这样一些成果：对于传统乡村的社会的特性，有学者以浙江省兰溪市三泉村的宗族村落为个案，通过考察它在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所秉持的价值取向，结合该村落的发展史和公众组织组建情况，认为它具有宗族村落共同体化的社会特性，并使之在清军与太平军的对阵中采取了以家、村为中心的地域本位主义价值取向。[58]对于绅商阶层，有学者认为将江浙绅商在20世纪初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经济、政治集团，参与了辛亥前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对全国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他们不仅在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而且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59]还有学者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中心，打破“问题意识”的常规，改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将刘大鹏置身于所处的时代，叙述其五次科考、舌耕二十年、亦农亦商的一生，勾画了清末内地乡绅生活变迁的轨迹。[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