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3)

　　七、经济史

　　值得注意的有三个方面：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产权制度的探讨继续深入；行业组织作用的研究有所开拓。

　　关于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这一研究，以往主要限于北方，新的研究涉及了南方两个省份。在安徽，合作运动盛行20年，遍及全省60余县，在发展农村经济，整合农村社会，更新农民观念诸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安徽农业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它是适应当时农村的严峻形势而出现的，政府当局进行了主动和积极的引导，使之在缓和乡村危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又作为战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农村地区进行抗战动员，支援前线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27]在江西，合作运动已经具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特征，即政府将合作运动视为农村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体现了国家强制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控制，从而导致社会经济领域中国家——基层社会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偏离了合作运动发展的既定轨道，而走向了农村的全面合作化，多数民众被强行编入合作社。这样，合作运动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经济功能，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和重整，变成肆意的践踏和干涉，走向了民众需求的反面[28]。

　　关于产权和企业制度的研究，其创新和深入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对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认为，移植于西方的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自主创新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但也由于各种局限性，使之没能收到应有的实际效果[29]。二是对儒家伦理与企业制度的研究。认为，道德背景同交易成本紧密相关，民间商人在创办企业时所采用的家族企业制度，能使道德背景刺激交易成本上涨的机会最小，其中儒家伦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家伦理对企业也有负面影响，家族企业在缺少凝聚核心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分家析产而降低竞争能力，导致二代而亡。[30]三是对官办企业制度的研究。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形式出现的股份制企业构成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类型之一。这种国家股份制企业主要通过强行参股、原生和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途径形成。由于目的、方式及时期的不同，这些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一致。[31]另有学者以抗战时期创建的第一个省营企业贵州企业公司为对象，对这一问题作个案实证研究。[32]四是对民国时期香港与内地华资联号企业管理模式的考察。指出，不少联号企业实行分权管理，将业务管理权下放到地区分支机构，使之与地方环境相适应，充分发挥自主性，同时，又强调最高管理层对香港、内地两方联号机构的统筹兼顾和战略规划作用，以加强两地联号企业间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33]。

　　关于行业组织的作用，研究较多的是对于上海银行公会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所起作用的考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实例。一是公会与币制改革的关系。为了促进银行业快速发展，公会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币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尽管二者在币制改革的目标、原则与措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仍以合作占主导，使许多具体措施得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34]二是公会与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关系。公会不仅积极倡议组建征信所，加强培育信用观念，而且大力提倡和推广商业承兑汇票，从而进一步优化了银行资本结构，拓展了银行业务空间，推动了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转化。[35]三是公会与信用制度的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为维护银行信用及促进银行业务开展，公会成立了汇兑经纪员公会，设立公共准备金制度，从而不仅为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有序化及上海华商银行业务的改进。[36]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鉴于局势严重，金融发生恐慌，又发起组织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联合准备、办理同业拆放等手段来实现同业互助，调剂盈虚，从而起到抵御风险，维持市面，稳定金融的作用，并催生了上海私营金融业同业之间长期存续的互助机制，对日后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影响深远。[37]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继上海西商众业公所之后而兴，华商产业证券第一次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并在数量和种类上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记录，并在市场投机手段翻新以及出现产业与金融集团结合的企业集团方面，同样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前所未有的特例。[38]

　　关于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有所深化。有人考察了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认为，环南中国海的华人跨国网络的最初形态是华商跨国贸易网络，进入近代以后，又从单一的贸易网络逐渐演化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社会等多种网络交叉构成的复合网络，而其中的维系者则是一种起源迁出地的血缘和地缘交织的社会纽带。这一网络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闽南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厦门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若干消极影响，如城市化进程的缓慢、规模狭小和商业消费性经济。[39]有人通过考察上海的经济辐射对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近代江苏南北两翼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在接受辐射方面存在差异。苏南拥有主导产业和经济功能较强的较大城市构成的接收极，因此接受辐射能力较强，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苏北则既无主导产业，又无较大城市，难以有效地接受辐射，从而导致了经济的滞后。这种接受发达地区经济辐射的巨大差异，不仅仅由于“空间距离”的“近”与“远”、更是因为产业结构的“优”与“劣”、城市功能的“强”与“弱”，以及由此形成的接收极的“有”与“无”。[40]有学者通过对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增长的研究。认为，贫困是晚清北方农村商品流通量扩大的原因之一。因为，集市数的增加首先与人口有关；但并非完全是正相关的关系，在不少情况下，一个集市可为X的人口服务，也可为2X或3X的人口服务。集市数增加，意味着农产商品化和商品流通量的扩大，显示出经济繁荣的景象；但在晚清，人均耕地减少，农民贫困度增加，农民为维生而会更多地卷入商品经济，会更多地利用剩余人力以发展低成本的各色家庭工副业，这些对集市贸易量和集市数增长都起着作用。[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