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

　　五、中外关系史

　　研究较多、较有新意的领域主要有：北洋政府的外交、国民外交、中外经济关系、边疆问题。

　　关于北洋政府的外交，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事，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派系和南北之争上，颇多贬斥。新的观点认为，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看似稳妥，但却蕴藏着危机。到1917年，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并通过谈判获得了部分的满足，由此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1]对于北洋政府的外交方针，有学者认为，在改变不平等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就法权会议而言，北洋政府力图撤废治外法权，折射出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为一种务实的选择，其结局虽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衷，但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2]对于北京外交团问题，有人认为，它在清末民初对中国政治发挥过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因欧战爆发而发生分裂，加上中国政府展开修约外交，导致外交团无法协调各国对华联合行动。1920年代中国南北政府分别对使团团长的权威提出挑战，否定使团组织的代表性，以及“加拉罕使华事件”的冲击，终于迫使外交团省思其组织性质与对华关系，调整交际礼仪与政治活动的比重，促成组织正常化。[3]对于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官员的状况，有人考察了华盛顿会议期间围绕山东问题而引发的“倒梁（士诒）风潮”和“梁颜（惠庆）政争”，认为，颜在政争中不仅主动出击，把梁拖入外交漩涡，还成功地利用派系斗争，令梁内阁垮台，既争得了外交部对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也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外交界和政坛的地位。可以看出，在派系政治的文化环境中，外交官们虽然表面上标榜独立与中立，但常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外交实践，甚至主动参与到派系斗争中来。[4]

　　关于国民外交，以往较少研究，本年度有几篇文章涉及。一是通过考察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认为，它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其具体表现是：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其性质则属政府外交之后援，显得相对比较温和。[5]二是通过考察关税特别会议期间的上海舆论，认为，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领域，而处于虚弱统治状态的中央政府，在进行外交运作时，则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6]三是通过考察1923～1924年间苏联派出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来华进行恢复邦交谈判之事，认为，加拉罕提出的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举措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的正常程序，但恰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就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终于正式恢复了中苏外交关系。[7]此外，还有人考察了抗战胜利后天津市政府所做的韩侨工作。指出，当时天津市成立了韩侨集中管理所，将滞留在天津及华北地区的大量韩侨迅速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了优于一般中国民众的生活保障，并进行了简单的政治宣教工作，在短时间内将占全国总量44%以上的韩侨分批从塘沽港遣送回国，从而表明了中国继续支持和帮助韩国的立场，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成功解决外侨问题的典型事例。[8]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涉及不多，但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对于关税问题，有学者研究了17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关税征收中的税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外争端，认为，在税费征取过程中形成的地方关税利益集团，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不仅引起以英商为主的西方商人的长期抗争，也损及清政府的财政利益。鸦片战后清政府逐步接受英方协定关税的要求，以确保关税“有盈无绌”，战后《海关税则》的订立，实际上是战前中外粤海关税费问题争端长期持续和演变的结果。[9]对于中法庚款交涉问题，有人研究了中法实业银行破产后为清偿债务而发给债权人的无利债券之事，指出，当1921年底中法两国政府决定将法国退还庚款用于中法实业银行复业时，始与法国退还庚款发生关系，随后成为中法庚款案中的核心问题。在有关无利债券问题的交涉中，北京政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多有失误，未能切实收回中法实业银行所欠债务。[10]对于中东铁路交涉事件，有研究认为，1929年，藉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张学良在东北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意图收回中东路经营管理权，并得到蒋介石的鼎力支持。对此，苏方以1924年中俄及奉俄条约为依据，不惜以武力相向；蒋则运用外交手段，希冀得到列强的支持以压制苏联，但未能如愿。结果，张迫于苏军压力订立城下之盟；蒋亦迫于反蒋风潮而曲予承认。[11]

　　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西南和西藏边疆。对于清末片马事件，史学界多认为是英国图谋侵占中国西南边疆领土引起的，现有学者通过考察已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认为，英政府远征片马的深层原因在于对中国西南边疆改革的不满与仇视，为了抵制所谓的中国政府的“前进政策”，英军对该地区采取具有主权特征的管辖措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其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对滇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解决、对英印政府的中印边疆政策产生了影响。[12]对于日本图谋侵占西藏的活动，有学者指出，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就逐渐将其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地区，先由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涉足西藏；随即，日本军政当局也直接参与其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加快了对西藏渗透的步伐，极力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唆使西藏独立活动，提倡“日藏邦交”，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3]还有学者研究了二战时期中英两国关于西藏和南亚问题的争执，认为，英国政府为欧战所困，无力阻止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逐渐向印度和南亚殖民地推进，因而谋求在西藏和西南划界问题上图谋报复。同时，对于英国的这一“报复”举措，中国政府视之为传统帝国主义对华野心的明显证明，并另谋反击。中英两国皆以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危作为处理印度和西藏问题的最大考量，然而，两个盟邦之间本来就不稳定的互信和合作关系，也同时一点一滴地被消蚀了。由此可见，在近代中外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中国并非永远只是西方列强冲击下的被动接受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