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二）(2)

　　六、中共革命史

　　主要的进展表现为，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深化。

　　在苏维埃运动史的研究中，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对于苏维埃运动与传统民间组织大关系问题，有人提出：在1927～1929年中共发动暴动时，阶级意识并没有深入到乡村社会，家族文化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中共暴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宗族因素，其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有有限结合的一面，也有设置人为壁垒的一面。[15]对于苏维埃区域与其周边非苏维埃区域的对立关系，即赤白对立问题，有学者作了不同于前的解释。认为，赤白对立不是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它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16]

　　关于中共革命的社会基础研究，采用了社会史的视角。有研究指出：从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来看，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曾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17]在赣东北根据地，1927～1933年间多次爆发革命暴动，但没有像鄂豫皖等根据地一样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支撑，而是通过具有本地身份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引入农民社会的，并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沿着日常生活中亲友关系、经济流动等社会交往纽带扩散、传布开来。在这里，革命主要不是通过农民反抗地主剥削或者苛捐重征的国家的方式，而是通过农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交往纽带、信仰习俗尤其是内部人际团结性的解体稀缺发生发展起来的。[18]至于苏维埃革命爆发和发展的原因，不能全归结为土地占有关系的恶化，江西、福建地区所以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虽有农民普遍贫困及地农关系恶化的原因，但也不能说是必然的，其关键则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国民党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19]就抗战前后中共路线转变的社会基础而言，在上海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改良主义团体、店职员团体扮演了动员民众的中介角色，成为中共联系青年职工与中上层活动分子的纽带，这一方面有意识地适应了中国城市特殊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权力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上海各阶层所蕴涵的政治能量与组织形式。这一状况显示，由于中国多种权力中心并存，地方军事势力的统治和强大的地区传统，中共在各地的革命实践并非是一个同一的过程，而是适应各地、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和局面的结果；农民革命的基础仅仅是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内容。[20]

　　关于根据地的税收和土地制度的研究，涉及了三个问题。对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救国公粮的问题，有人认为，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为了彻底解决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一些弊端，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21]对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有人以山东根据地莒南县为例进行研究，认为，中共根据莒南县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在地权分配状况上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所以针对平原区多大佃户的情况而采取“拔地”、针对低山丘陵区雇工经营发达的实际而采取“增资”，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其他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使减租减息运动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22]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北方诸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翻身”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有人指出，农民翻身斗地主的革命叙事并不是北方土改中的主要问题，“贫雇农”、“中农”以及更有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是焦点所在。由于北方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翻身”的要求往往指向抗战时期通过勤劳生产富裕起来的新中农乃至新富农，这就使翻身与生产构成了一对矛盾。运动组织者对这一矛盾的把握并不准确，造成种种问题，最后终于停止发动贫雇农闹翻身，转而鼓动发财致富闹生产，使这对矛盾暂时得到解决。[23]

　　关于中共领导革命的方法和社会基础的研究，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认为，中共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是：逐渐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理论体系中，取得在宣传和思想理论上的话语权。戴季陶等虽曾与中共争夺话语权，要求定三民主义于一尊，还得到蒋介石等的支持，但中共通过准确掌握民心，把握青年意向，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24]二是关于五卅运动前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认为，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并非一个抽象、清晰而固定的概念，它更多地是一个充满意见分歧和观念竞争的持续辩论进程，随着中国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重新认识和不断修订。同时，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本身也未必“稳定”，而是处于发展变动之中。这样，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及其相应的政策，固不乏相对稳定的一面，但也有不确定和争议性的一面。知识分子是否中国社会变革或中国革命的先锋，以及知识分子是否一个“阶级”，都曾经是全党关注的重要问题。[25]三是通过山东莒南县的个案研究，考察土改与军事动员的关系，认为，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与战争动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动态过程，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中共成功实现参军动员主要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而实现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强迫现象。[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