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7)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从以往的主要着眼于日军加害于南京市民以及国际救援，深入到受害者的防害准备。张连红利用档案及其他史料，提出屠杀前南京尚有常住人口54.7万人（之前为百万），其中多为贫穷百姓，因无力迁移，战争来临时他们惟一的选择便是留在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安排过一些保护滞留市民安全的措施，但最后关头却断掉了难民逃离南京的惟一通道。在灾难的心理准备方面，政府和民众对日军攻击南京的策略意图认识不足，并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进行屠城施暴。另外，政府将保护市民的重任毫不犹豫地托付给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许多市民也认为只要届时避入安全区，在西方人士的保护下就能避免日军的伤害，也使灾难程度加深。（注：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程兆奇则从加害者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对日军屠杀中国俘虏是缘起于基层部队自发行为还是高层命令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注：程兆奇：《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2.沦陷区研究

　　除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罪行研究外，对沦陷区社会、文化的研究逐渐深入。在沦陷区的社会统治方面，潘敏对维持会产生的社会条件、参加者的不同类型、它的实际作用，特别是它与日本人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该文对江苏省22个县的维持会进行了考察之后指出：维持会中的上层人物基本上是地方头面人物，或者说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除了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做事之外，某些人是出于自保或安境保民而进入维持会，另外一些人是不得已而与日本人“合作”，因而使维持会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矛盾迭起，中国人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其资源汲取能力越来越强，而维持秩序的职能却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注：潘敏：《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在社会文化方面，张泉提出：“沦陷区似乎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的感觉”出于以往研究的两个“差错”，一是说“笔部队”是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说“皇民文学”是沦陷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把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作品划分到中国沦陷区文学，混淆了民族界限；“皇民文学”是台湾“皇民化运动”的伴生物，它认定“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是日本过渡公民”，而大陆沦陷区文学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另外，文章还提出沦陷区作家政治评判的依据问题，认为把张爱玲塑造成“文化汉奸”或“附敌附伪的作家”，造成了大量史实差错。（注：张泉：《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论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3.中国抗日研究

　　在抗日政治研究方面，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往很少研究，即或有所涉及也大多以“中断”论之。由谢忠厚等人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型——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并具体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论述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其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提出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标志着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得以完成。温锐、戴利朝也以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抗日战争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共力量的空前壮大和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及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力量，为中国成立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民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使中国在战时形成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断。国民党历史性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抗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中共则在两党关系破裂后很快战胜了对手，充分显示了抗战对中国发展方向至关重要的影响。（注：温锐、戴利朝：《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