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5)

　　3.国共关系研究

　　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杨奎松重新做了梳理，发表了3篇文章。他指出，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成功，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自此，“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即成为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在1925年3-11月间，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究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容共”或“分共”有关，反映了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容共”政策的不同态度。作者还在以个案考察蒋介石从容共、分共到反共历程的两篇论文中，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论点，指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师法苏俄的最主要倡导者，曾经赞同过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从1924年直至1926年“三·二○”事件之前，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蒋之所以会走到“三·二○”事件上来，固然是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但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同样，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而不是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之后，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态度的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注：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走向三二○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7期。）

　　梁尚贤陈述了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的过程。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清党使国民党实现了收归一切权力的局面；同时也使党内的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分裂加深；其丢弃农民的做法成为其日后失败的一个重要根源。（注：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进入新的阶段。杨奎松重新探讨了皖南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以此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认为，1937年国共两党达成妥协之后，在国民党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这就决定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然而，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互相对待政策都是有变化的。国民党最终走向皖南事变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它以正统自居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不易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注：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闻黎明则研究了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指出事变前后，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在事变的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但中共的不妥协态度使之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注：闻黎明：《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邓野研究了1944年9月中共所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的目的、过程和意义，认为这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因此，谈判本身并不重要，而背景的作用极为突出，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着谈判的走向与进程，其具体表现是：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注：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战后政局研究

　　金冲及著、三联书店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战后政局研究的一本重要著作。作者指出，1947年有其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20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这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该书以大量史料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