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6)

　　汪朝光研究了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问题，认为这一交涉明为经济问题，暗中则与中苏、中美、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作者指出，苏联强占所谓的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国民党在战后东北面临着如何既不失国家和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的两难处境，且其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国民党对苏的态度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后方官员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不能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的安全过分敏感，不管国民党做出何等让步，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使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以失败告终。（注：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5.民国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被称为“权威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源头出发，全面考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将原上卷以辛亥革命开篇，向前延伸到1840年，从“两个八十年”的高度，通过深远的历史视角，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背景。该书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根据新的史料和认识，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新的表述；根据近几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对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指导，做了充分的叙述。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做过许多研究，李丹阳则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直接携手合作这一现象做了论述，提出AB合作的概念。作者以真（理）社这个几近无闻而在中共成立前曾活跃一时的团体为个案，通过对其成员构成、主要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组织的考察，揭示出俄国布尔什维克(B)与中国无政府者及团体(A)的主动接触、联络与合作，以及促使后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对于中国AB合作的背景，作者认为除了双方共同的终极目标和阶级斗争对象外，主要是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策略和行动的具体实施和体现。（注：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王奇生以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多卷本党内文献资料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本资料，具体考察了1927-1932年间广东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探讨了该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的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其组织特点表现为：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情报传递迟缓，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不少参加革命的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的。这些表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广东地区中共自我建设的艰难情景和特殊措施。（注：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抗日战争史

　　1.日本侵华研究

　　这是2002年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之处。史桂芳具体地分析比较了几种典型的日本侵略理论，认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都具有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以此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又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些理论的实践情况则是：东亚联盟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了东亚联盟运动，汪伪集团也参与其中；东亚协同体论者的昭和研究会参加了大政翼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论则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注：史桂芳：《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冯伟考察了“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内容和范围的演变，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进而指出：从占有“满蒙”变成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整个扩张计划而做的策略调整；“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和范围，并非一成不变，其演变与二战前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它不仅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特征，而且是日本各种侵略扩张的综合体现。（注：冯伟：《“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张生、卢文华在分析日本侵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自明治维新至抗战前夕，日本主流文化对其文化母国中国的观感是蔑视二字；对中国的欲望也可以概括为侵略二字，并引据福泽谕吉和大川周明的言论论证这个观点。文章给人以日本近代侵华理论中包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示。（注：张生、卢文华：《日本侵华模式初探——以“华北事变”为中心》，《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林晓光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与团体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认为最早提出右翼政治理念的是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人；最早的右翼团体是“玄洋社”，其后的“黑龙会”、“犹存社”、“民间社”等，虽名目不同，但思想渊源皆出于“玄洋社”。到20世纪初，右翼思潮和团体迅速发展，出版了鼓吹用皇国至上、忠君尚武、种族优秀等理论改造日本的多种著作；在组织上以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各地在乡军人会统一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到了30年代，右翼团体支持军部法西斯势力，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法西斯化。到战时，“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又使右翼组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的一个子系统。文章还分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得以生存活动以及1970年代后出现的“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异同。（注：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