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2)

　　晚清政治史

　　1.太平天国研究

　　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冷门，但仍然有些具体的实证研究颇有学术价值。关于1856年的天京事变，以往的研究者都认定天历七月二十七日（9月2日）是事变发生和东王杨秀清被杀的日期。张光荣通过考证，认为天京事变发生在9月4日至9月5日。（注：张光荣：《天京事变日期考》，《复旦学报》2002年第1期。）朱从兵通过对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文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的“侯相”称谓的详细考释，认为这些文献使用“侯相”一词，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又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注：姜涛：《重读〈李秀成自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姜涛对《李秀成自述》所涉及的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认为现在所见的自述原稿本已是全璧，而李秀成在刑场所作之“十句绝命词”就是收录于“自述”之中的“天朝十误”。（注：朱从兵：《太平天国侯相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关于晚清军制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变化，刘伟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省防勇的发展演变情况，说明防勇已成为晚清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战争和地方治安中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它的发展，还随之出现了各省的军政和后勤机构，这是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的重要表现。（注：刘伟：《晚清各省的防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戊戌变法研究

　　茅海建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并参照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戊戌政变的研究各说，从史料到论点一一进行核订，并做出相应的补证与修正。作者虽然没有从总体结论上推翻先前研究各说，但却通过非常详细的史实考证，在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认知、补证与修正的基础上，从细节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注：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5、6期。）针对近年来有些学者不断质疑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与地位问题，房德邻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深入探讨，坚持认为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核心人物和维新运动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怀疑的，因为通过他的影响，变法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即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法，并使变法围绕开制度局这一改变专制政体的政治改革开展下去，有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注：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桑兵在考辨史实的基础上，以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为参照，力图揭示保皇派中有革命言论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反响作用。作者认为，戊戌政变后，在变法与自主、复辟与革命、勤王与民政、讨满与保皇等观念决策的对立下，围绕革命与保皇的宗旨选择取舍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由此可见，“功能”在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革命”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注：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3.义和团研究

　　《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一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论文，视角颇有新意。路遥的《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认为，拳教是义和团的重要构成，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它同乾嘉年间民间秘密教门有源流关系。义和团发展阶段主要在直隶境内展开，其时乾坎卦教开始浮现；至北京义和团发展高潮时，其组织便趋于多元化。集聚在乾、坎二卦旗帜下的拳教，与圣贤道、九宫道等同时分别活动，它们与清廷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美国学者何伟亚的《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一文，着重考察了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的各种劫掠活动，以及当时西方媒体对此的反应。作者认为，有关西方人士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野蛮性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当时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关系之间的重要问题。德国学者狄德满的《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认为，华北地区的天主教武装活动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性暴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地位，领导天主教社群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义和团高潮时期天主教社群的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4.新政研究

　　李细珠具体考察了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台的前因后果，认为“三折”由张之洞主稿，其主要思想来源是以张之洞《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同时对于确立张之洞在新政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重要意义。（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新政时期留日学生群体，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对于他们的革命性一面已有较多研究，而对他们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规划各项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认为留日学生对于新政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的近代化有不小的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注：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赵云田的系列论文（注：赵云田：《清末西藏新政述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清末新政期间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与川边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