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一）(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虞和平 查看：
5.辛亥革命研究
2002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丰收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出版了《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所收论文多达百余篇。这里只就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做些介绍。对于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杨鹏程研究了长沙抢米风潮，对其中的官、绅、民三者的角色及互动关系着重做了分析。他认为，20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导致严重的粮荒，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污、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使官方解决粮荒问题的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则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注：杨鹏程：《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虞和平认为，发生在清末10余年间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虽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意义，但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这一启动。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有“三民主义”这一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纲领；选择了暴力革命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惟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变革和权力转移途径；通过建立民国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给此后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和振兴实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壮大，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动力因素，从而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得以基本具备。（注：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2002年4月30日《光明日报》。）沈渭滨认为，辛亥革命为东南地区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该地区开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民族工业取得了明显的发展，而且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就东南地区而论，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它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注：沈谓滨：《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张永认为，清末革命派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它以恢复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视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为可有可无之地，这客观上为日本黑龙会等国外侵华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导致国内满、蒙、回、藏各族对革命充满疑惧而产生离心倾向，使得国家面临领土分裂和由此引发大规模民族仇杀的巨大危机。幸而江浙一带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武汉军政府象征18省汉族铁血团结的“十八星旗”成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被确立为国策，这一国策使国家转危为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注：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对于立宪派，耿云志对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来历，尤其是该联合会第二届会议的内容及其政治影响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最大议题是反对皇族内阁和广练民兵。由于联合会两次上折，毫不妥协地反对皇族内阁，使清廷极为恼怒，而议员们对朝廷也产生绝望心理。广练民兵的主张反映了他们认为政府不可靠，对内、对外都有一种“紧急自卫之意”。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是大多数议员及其所代表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与顽固的清廷开始决裂的一个征兆，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开始塌陷的一个重要标志。（注：耿云志：《辛亥革命前夕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章开沅通过具体考察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的交谊关系，对立宪派做出了新的评论。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东南地区和东南精英在全国政局变化中已经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以一举取代北方的传统政治中心地位，而在实际上主导社会潮流的东南精英乃是半新不旧的过渡时代英雄，所以辛亥革命只有以南北妥协宣告结束。革命派的英勇斗争是导致君主专制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然而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对于国民政治觉醒也起了一定推波助澜作用。（注：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