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8)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132]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浚、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133]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浚：“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134]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良诚)撤军豫西，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正)只注重政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135]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136]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137]。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138]。为此，5月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139]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15日)前切实准备，对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械。请兄督促缪(培南)、夏(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然后与武汉挟击其攻汉部队可也。”[140]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朱绍良字逸民)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患也。”[141]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预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142]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143]，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方(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144]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字向方)，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145]。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字慕尹)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146]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文字。”[147]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148]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149]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