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讨桂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但击败了武汉桂军的反叛，而且夺取了桂系的后方根据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相继逃亡香港。对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获胜的原因，此前学术界多归结于蒋有英美等国和江浙财团的支持，实力远优于桂系，而对其军事谋略的运用，则少有评析，即使有也仅着眼于道德批判，不外指控蒋如何“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1]，如何从外部孤立、内部分化桂系等等[2]。本文拟从军事学角度，对蒋介石在这次讨桂战争中的谋略运用作一历史考察，敬祈方家指正。

　　一、后发制人：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3]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4]冯玉祥的日记曾多次提到这种情况。1929年1月18日，他写道：“九点，方振武来，与谈第一集团蒋总司令充主席(指国民政府主席——笔者按，下同)，余充副院长兼部长(指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三集团阎(锡山)总司令充蒙藏委员会长，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亦充中央委员兼东北边防司令，独四集团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2月23日又写道：“昔在京时，蒋介石云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余曰：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求得民心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而蒋以恐军阀再现为由，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指下文将提到的编遣会议议决以师为单位编遣全国军队)，以为削除桂系兵权之谋。余曰：如畏之，何如以连为单位耶。”[5]冯玉祥这些话，虽也有为桂系打抱不平之意，但从本质上说并不在此，仅仅借此表达他自己或者说本系本派对蒋介石的不满而已。然而，所言事实却是可信的，因为李宗仁虽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但该院仅为谘询、建议机构，权力有限。这说明蒋介石的确在处心积虑削弱桂系(当然也包括其他各集团军)的权力。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举。诚如吴稚晖所说：“人民一闻战争咸生厌恶，湖北要想攻击中央，此次皆为反对。”[6]因此，早在1928年7月12日，蒋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7]。该方案规定组织编遣委员会处理编遣事宜，选择最精锐而立有战功者编成50或60个师；另组宪兵20万，维持国家治安。10月8日，蒋介石发布第一期改编命令：他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编为13师，冯玉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二、三集团军各编为12师，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编为6师，旋增为8师。各集团军收编的北洋军阀部队不在其内。[8]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该《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分为8个编遣区，即中央直辖部队编遣区(二次北伐后收编的直鲁军等)、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第一集团军)、第二编遣区(第二集团军)、第三编遣区(第三集团军)、第四编遣区(第四集团军)、第五编遣区(原东三省部队)和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部队)；同时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暂时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后由编遣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编遣期内，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缩编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师，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师；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移动。[9]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22个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11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止1929年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13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24万余人；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12个师、两个步兵旅，约22万人，总计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却只有13个师，约23万人，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1/2。[10]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但是，也正是这时，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决心武力抗蒋。

　　2月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经该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11]同日，李宗仁托辞治疗目疾，秘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江)、浏(阳)，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