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2)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12]此报道应该说是可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13]两相比较，说鲁涤平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14]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15]冯玉祥也证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玉祥意见”[16]。2月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求[17]。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177次会议，讨论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3月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18]

　　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变”缘由。3月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19]这封信清楚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而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者”[20]，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但是，桂系上下一致认准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决心武力对抗到底。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21]，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22]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3月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员一职。[23]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前往南京[24]。白崇禧虽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一、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25]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26]否则，何以解释白崇禧于“湘事未发生前数日”，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遥相呼应的举措呢?事实上，白崇禧与武汉、两广是有联系的，而且态度坚决，毫无议和之意，其所致李济深、李宗仁密电足以说明这一点：

　　任德(按：李济深字任潮，李宗仁字德麟)两公商定大计后，请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筹应付。希望保兄(?)速准备，任公可敷衍言和者，以便离沪。武汉四集之地，决不能守，更无所用其留恋。在相当时机，应全师南返，占领宝(庆)衡(阳)、茶(陵)、攸(县)、赣州之线，准备与敌作强固之持久战，引诱敌军深入，以待我两粤援军之来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胜算终属于我。[27]

　　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

　　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击谭道源部，并于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28]但是，3月16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29]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